周其仁
专家介绍:周其仁,男,生于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 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的成果包括著作两本,重要论文若干篇,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奖励。
管制不改革,城市就没希望
12月27日,以“中国城镇化的转型与新生——《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为主题的思客会在新华网思客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以“管制不改革,城市没希望”为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周其仁以美国纽约的分区制为例,详细阐述了城市的管制改革很重要。他认为随着技术、经济和观念的变化,管制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为市场需求和公众利益找到平衡点。最后周其仁总结道,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一定要有规矩,并且规矩要有自我再生的能力,而这个过程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参与。
本次思客会由发改委规划司、新华网、人民出版社、云河都市研究院主办,北大国发院博士
论坛联合主办。以下为周其仁演讲精彩内容。
城市需要自由的发展空间
很高兴利用思客会这个机会讨论一下城市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我只讲其中的一点。城市的内涵是密度,人往人多的地方靠,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有人都在活动。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所有人的活动都有干扰,我的活动会影响到你,密度越高,这个挑战就越大。
这类问题的处理要有一定的规则,城市社会比乡村社会更严格、更复杂。处理问题时这个规则一定会有滞后性,随着技术、经济、观念的变化,这些规则是不是应该相应地改变?这个问题对一个城市是否能健康发展是有影响的。
这里面涉及几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强调要严格管理,这样城市就没有多少自由可言。另一种看法,城市虽然有严格的规则限制,但是还是要保障自由。因为城市社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没有谁可以事先完全知道怎么处理。如果在城市的发展当中,仅仅强调自上而下的规则、法治,不强调自主性、创造性、创新性、企业家精神,找不到这个平衡点,即使这个城市有一个规则,但是它是僵硬的,不适合长远的发展。
我自己偏向后一种看法,我认为城市还是需要自由的,如果没有迁移的自由就没有城市,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不准土地流转、资金流转、技术想法流转,就不会有城市的形态。我们必须承认自由要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前提,处理复杂的问题时,要保障各方面的因素,我们要增加很多以往经验的知识。这个学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1916年纽约市开始实行分区制,通过了全美第一个全面的分区制法规,今年正好是第一个城市规划法通过一百年。在访问期间有很多总结、回顾和讨论的问题,以及梳理纽约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
城市发展没有管制不行,没有管制改革更不行
我今天讲讲为什么管制改革很重要,没有管制不行,没有管制改革更不行。1916年美国的新兴行业都在发展,纽约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人口密集,楼越盖越高。楼高了之后会出现问题,就有经济学里讲的邻里效果,太高之后影响别人,邻居见不到阳光,最后这个问题可能会变成社会冲突,而且会挑战原来土地所有权的概念。这种冲突怎么解决,就诞生了1916年的分区制,当时分为居住区和商业区。分区之后,对楼房的建设高度都有严格要求。人口集聚,开发商再想加高怎么办,地价贵就分摊地价。1916年当时想了一个办法,商务区的楼房到一定高度后就要收缩,往里抽一个尖顶,目的就是让阳光、空气洒到街道上来,不要因为你有高楼,让你的邻居永远见不到天日。
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还会发生。技术、电梯、通讯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要求1916年通过的法律开始调整。为什么说企业家精神很重要,因为法制就是守法,写什么就照着办,这里面会丧失未来发展的动力结构。总要有些人会例外,法制是过去定的,今天有新的情况能否变通一下?
这个标志事件就是当时美国的一家公司要盖一栋楼,设计师是德国人,是包豪斯学校的总监。包豪斯学校的特征就是简洁和实用,不要那些花里胡哨。这样的要求跟1916年的分区制法规是冲突的,楼房超过2.5倍再盖高,就要往里缩,缩了之后就是观赏性的,没有功能。如果没有功能,对包豪斯学派是不能接受的。因为长期战乱的原因,大家对方方正正、线条清楚的建筑物觉得踏实,另外战后大量人口需要住在永久性的建筑里,去掉花拳绣腿和装饰,就变成了潮流。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盖房子的业主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当年要房子缩回去就是让阳光进来,那用别的办法让阳光射进来就可以了。这个地只盖一半,剩下一半开放给纽约市民作为公共广场,但是盖的房子要高一点。这个楼是1958年盖的,谈判非常辛苦,后来这个楼成为纽约地标,因为门口有一个小公园对所有纽约市民开放,因为这个小公园,整个帕克大道都发生了变化。此时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新技术、新想法、新变化,纽约市当局基于这个案例修订了1916年的法规,这个规划法非常重要,作为经济学家更是值得学习。
建筑商增加一平方米向公众开放,上面就可以增加10平方米的建筑,向公众开放,来换一个更高的开发空间。这样就把容积率控制的很好,市场的需求、业主的利益、公众的利益,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我概括一下自己的看法。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一定要有规矩,这个规矩一定要有严肃性,但是随着技术、生态、观念的变化,规矩要有自我再生的能力,再生能力离不开世界各方的参与,不能因为某个信息来源就把事情定了,一定是多方互动。我去参观纽约博物馆时发现,很多市民参加了城市建设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市民参与城市设计的规则,总体来说就比较容易自觉的遵守。这样才能在秩序和动力,活力和有序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