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
我想讲讲对新动力的一些认识，我觉得在学术上，对增长动力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我们一般都是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去讨论，中国从过去来看，传统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投资需求的拉动，工业产能的扩张，以及要素的高强度投入，这些方面的动力，其约束条件都在增大。
首先是依靠扩大投资拉动增长，这一动力受到投资效率明显下降的约束，特别是在国际
金融危机后，降幅更加明显。投资效率下降以后，要保持收益必然要增加杠杆。10年到15年，我国年均负债的增长也是明显高于名义GDP的增长。
第二，工业产能扩张明显受到多数传统制造业的影响，达到了产能的峰值。从过去两年看，钢铁、水泥已产量已经在负增长，发电量有的月份也是负的，因此，我们认为总量已经达到极限了。从国际比较看，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以后，进入了中速阶段，无论是人均的钢材消费量，用电量，汽车保有量，其增速回落都是非常明显的。它已经达到峰值，不可能扩张了，我们再依靠工业产能扩张这条路基本上不行了，我们不能走产能扩张的路子，一定要走价值提升的路子。
第三，依靠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首先，劳动力在减少，老龄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再看要素的生产率，过去都是呈放缓的态势。从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来看，也都是下降的。过去传统的动力都在减弱，所以现在提出要推动动力转换。
改革开放后，中国也经历过两次动力转换。一次是1979年到1998年，我们那时候主要的约束条件是需求端，供给不足，而需求是不断在扩张的，是典型的短缺经济，总量失衡表现为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主要来自改革开放，释放供给潜力，实现供需的总量再平衡。
第二次就是1998年到2010年，它的基本特征就是需求开始疲弱。供给相对比较充足，需求就显得相对不足，出现了通缩的现象。需求成为约束条件，因此提出通过扩大内需，搞基础设施投资，所以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长两万多公里，铁路超过12万公里，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总里程跃居全球第一位。
2010年以后，尽管也存在总量性失衡，但是主要表现形式或者主要矛盾已经转为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性失衡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结构性失衡表现出什么特点呢？实体经济供需错配，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升级。但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传统体制制约，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升级而进行相应的调整，所以就出现了实体经济利润下滑、价格指数负增长、工业品指数负增长等现象。
实体经济下滑，导致资金大量流入虚拟经济领域，通过杠杆来获取高收益。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
房地产，去年前十一个月，按揭贷款占新增贷款比例达到72%，如果再加上开发贷款，这个比重就更高了。某种意义上讲，把银行的资源高度关联在一起。
这一轮动力转换就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做文章。要推进这一轮改革，当前是从化解过剩产能入手的，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这是重建
市场化机制的重要条件，不能说过了十年之后，再来去产能，一定要把这个机制建立起来。
动力转换还要找到新动力，新动力可能会涉及很多方面，但是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资本的产出率，劳动的生产率和全要素的生产率。怎么来提高？关键还是靠改革。提升要素生产率有没有空间呢？我觉得空间非常大，按照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中国的水平还非常低。从资本产出率来看，我们现在也在大幅回落。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三个都有很大的空间，怎么去挖掘这些空间？就是要通过改革。
首先要激发企业家精神，振兴实体经济，提升资本的产出率。这里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打破资本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让资本能够自由流动、有效配置。第二个就是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另外要抑制资本泡沫，遏制资本“脱实向虚”，为恢复实体经济的资本收益率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市场化兼并重组，重建市场化产能出清的新机制等等。
第二就是提升人力资本，推动资本深化，提升劳动生产率。我们说随着经济发展工资也增长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可以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减缓工资上升的压力。要着力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特别是地方型的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本科和职业教育转型，大规模培育产业技术工人。我们现在高校可能也过剩了，应该结合产业升级的人才需求，加快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鼓励民间创办小型的高层次研究型大学，放宽国外一流大学到国内办学的条件。建立体制内体制外的旋转门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
最后就是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来重塑激励机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推进科研机构的改革，倒逼体制内的研发机构的改革，加快要素市场的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还会释放出很大的潜力。还有加快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特别是对干部的有效激励机制，这些都有利于更好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我就讲这些，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