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一个说法，不要追求V字型的经济复苏，判断中国经济走势，长期看是大写的L型的发展轨迹。结合我们自己的研究，借此机会谈一些最近的思考。
现在中国遇到的经济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减速，这是第一大问题，所有其他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所以，应该认识经济减速是怎么造成的，为什么说这次不一样。
已有研究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判断
首先看一下最近一些专家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国际上真正比较严肃的研究，各种声音都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是需求侧的，认为是一个经济周期中的减速。他们做了实证研究，找出一些理由，但最后我们发现恰恰他们讲的不是需求侧的，大部分还是从长期趋势变化来讲。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2014年萨默斯和合作者的一篇文章，谈到回归均值，就是不要指望以超常的增长速度能长期持续下去。长期来看，终究要回到均等水平，均值在文中的解释就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大体就是3%。所以也能看出他们的预测，从2013年到2023年之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5%，从2023年到2033年之间是3%的增长速度，也就是回归到均衡。他没有讲道理，只是说有这样的规律，中国也要遵循。
巴罗谈到的是条件趋同理论，如果具备了若干条件，落后国家会增长的更快一些，落后国家增长更快一些，但会逐渐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趋同。也就是说，你可以比别人的速度快一些，但是长期看趋同的速度有一个规律，趋同的部分不太可能超过2%。因此，中国过去大大超过了这个规律，最后也要回到这上面，不是意外。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也是3%。当然，他的文章发表时，已经说明他的预测是失败的了。
这两个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在讲中国，但是都没讲中国的任何故事。
艾肯格林和合作者的研究把所有能够找到数据的国家，和能够找到数据的历史弄到一起，形成一些减速的规律。他们认为中国在目前收入水平上，结合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是要减速的，减速幅度可以超过一半。也就是说，减速是确定的事，是一个特定的点，中国也应该会发生。但是，他有一个更深入的地方，在探讨减速的一般规律时注意到一些国别因素，不同的国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包括中国，他也努力提炼出一些。总的来看，他提出很多我认为是需求侧的因素，和中国现在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不太一致。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大概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不好，可以解释减速的80%以上，和中国现在讲的创新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这些经验研究都很细腻，也说明了一些规律，但是讲的更多的还是森林对特定的一棵树，而且是中国这样一棵不同寻常的大树的研究，这本身是不够的。
国内也有很多的研究，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而且在方法论上是最有道理的。他主张中国的问题是面临需求侧的问题，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影响的，因此可以看到一个V字型复苏。但是，复苏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看应该是什么样的潜力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后起的趋同的赶超的观点。看一看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通过比较早先的那些经济体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台湾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在这些年份之后，这四个经济体都经历过20年的高速增长，日本是9%，新加坡8%，最差的韩国也实现了7.6%，所以林毅夫教授得出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力是8%。
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他用人均GDP来判断发展阶段，可能忽略了中国的一个特征。对我来说，中国很重要的国情，不同寻常之处就是未富先老。虽然中国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人均GDP比较低，但是老龄化程度，人口转变的阶段已经发生变化，已经超过了很多其他的国家。
如果人口因素假设可以代表一个发展阶段的话，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中国是2010年。这个水平在历史上其他几个经济体，与人均GDP指标并不同步，日本不是发生在1951年，而是1990年到1995年，韩国发生在2010年到2015年，还有比中国晚一点的，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这足以证明，按人口转变阶段来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大大不一样了。
进一步还可以从抚养比来看，如果设计一个函数，找到什么是人口红利时期，通常经济学家会用人口抚养比做人口红利的变量。具体比较一下，日本的人口抚养比虽然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没有马上上升，稳定了20年，九十年代才开始上升。中国大体上是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新加坡和韩国与中国差不多，同样证明按人口红利来说，中国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开始丧失人口红利。所以，按照这一标准看，中国可能就没有20年8%的增长速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