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认为，要相信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中国虽然还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完全转型，但是大部分人口、大部分产业活动已经受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只要受市场机制调节，上得太快就会下来，下到一定程度又会止稳回升。但他也强调，对那部分不受市场约束的经济活动，靠财政或信贷勉强支撑的运行，当然谈不到自动调节。但即使是那部分经济，也受供求大势变化的影响。如果让经济的自调节机能更好发挥作用，经济情况会更理想。
要是高位下行态势基本企稳，就有必要加大结构改革的力度。周其仁强调，结构改革并不服务于当前的稳增长，因此不适合用增长多一个点、少一个点来加以评判。加大结构改革力度的出发点、着眼点和批判标准，是中国经济五年、十年更稳定健康的发展，是能不能实现2020年及以后更长时期的战略目标。
譬如当前要降杠杆，其实让市场自调节，也是要降杠杆。但中国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杠杆率很高，另一方面存款率也极高，如2015年宏观杠杆率为220%，但存款占GDP的比率也高达200%。这里的问题，是经济当中不断有力量从市场上把钱抽出来，然后又不断存到银行里去。那银行怎么处理那么多存款，还不得放贷？银行一放就是债，就是“杠杆”。像这个问题就是结构问题，本质上是重塑政府、企业与居民这三大板块的收入分配。非结构改革中，特别要重视财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否则经济一旦企稳、景气反转，老毛病就会更大规模复发，就很难奠定长远健康发展的基础。
周其仁认为，结构性改革可从多年存在的问题出发，但一定要着眼未来，下决心解决。譬如降成本，可不仅仅只是为了对付下行压力。这些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成本优势一直在减弱，尤其是体制成本上升很急，结构改革不落地，这个症结不但拖累当下中国经济，而且决定未来竞争优势。
当然，原来那种超低成本的时代，怕是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根本出路还是提高生产力，关键就是走知识驱动增长的健康之路。为此，要把教育、大学、科研机构改革放到非常突出的地位。释放科学家、科研知识分子在经济增长中的能量。
“还有一点，目前基层的定力和信心还有问题。对基层，文件、提法、口号都不宜太多，但故事要多一点。故事是全息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做才是转型、升级和改革。”周其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