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考虑完成“十二五”经济增长7.5%的目标，2015年增长6.6%即可。但是，“破7”会放大经济下降惯性，强化悲观预期，损害市场信心，前15个季度的“温和下行”可能演变为“全面滑坡”，这既会影响当年的“稳增长”，也会改变“十三五”经济预期6%－7%的增长轨迹，掉进“中等收入陷阱”。为避免出现这个情景，2015年的宏观政策操作，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财政“更加积极”、货币“松紧适度”的政策指向，采取偏松的措施操作，防止经济出现失速和滑坡。
经济存在“下行”转“下滑”的风险
运用周期理论和系统方法，我们对一个收入指标(城乡居民收入)、两个供给指标(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需求指标(投资、消费和出口)、四个先行指标(PMI、用电、货运、货币)总共十个具体指标进行了综合分析，得出我国2015年宏观经济四大指标即经济增长、总体就业、物价总水平和外贸盈余变化将出现以下三种可能情景的预判：情景I：GDP增长7.5%以上，就业水平相对充分，CPI2%-3%，外贸盈余<$2500亿；情景Ⅱ：GDP增长7.0%-7.5%，就业水平不充分，CPI2%左右，外贸盈余$3000亿；情景Ⅲ：GDP增长7.0%以下，失业增加，CPI0%以下，外贸盈余>$3000亿。
情景I——乐观，GDP增长7.5%以上。在2011年减速1.1个百分点、2012年－2013年减速1.6个百分点、2014年减速0.4个百分点后，2015年结束减速趋势，但全年经济不会很快“明显回升”，增速略超7.5%，开启新常态下新周期增长阶段的时间窗。但是从季度变化看，预计经济将走V型即“先下后上”的路线：上半年至少一季度延续2014年的下降惯性，GDP增长7%左右；下半年或第四季度再次回到7.5%左右。随着经济出现季度性止跌回升，城镇新增长就业全年超过1300万人，农村就业缩减趋势有所缓解，城乡就业相对比较充分。反映物价总水平变化的CPI上涨率重新回到2%-3%的区间内，PPI于第四季度由负转正。随着经济和物价逐步回升，内需转暖，进口预期增强，进口增长慢于出口增长的格局逐步改变，外贸盈余规模比2014年有所缩小。
情景Ⅱ——中性，GDP增长7.0%-7.5%。在中性情景下，GDP增长在7.0%-7.5%的区间内波动；虽然总体就业“不充分”，但不会出现“严重失业”；CPI上涨2%左右，通货膨胀表现为低度、温和；外贸盈余规模与2014年基本接近。
情景Ⅲ——悲观，GDP增长7%以下。增速由此前连续15个季度的缓慢“下行”转变为“下滑”，出现所谓“失速”情形。经济“失速”首先引起企业效益明显下降，部分企业出现财务报表危机；接着出现利润减少影响资本形成，削弱扩大再生产能力；最后冲击劳动力市场，一些企业停签待签的劳务合同，减少用工，宏观层面表现为总失业增加。一旦经济增长“失速”，总失业增加，有效需求进一步收缩，在全球粮食产量2013年－2014年大幅增长7%、国内粮食产量实现“十一连增”，以及美元升值刺激以美元计价的能源(原油)、原材料(铁矿石、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形势下，市场放大物价下降预期，CPI上涨率降到零以下，通货紧缩风险演变为实际通货紧缩。同时，内需收缩导致进口增长继续慢于出口增长，外贸盈余规模扩大。
上述三种情景中的任何一种都显示，2015年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的经济将延续上一年的下行趋势，即使是“情景I-乐观”经济也要到下半年才会出现轻微的回升。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产业下降周期延续，工业和建筑业降幅扩大。工业增加值减速幅度2014年11月比10月扩大。从最新月度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看，12月减速到50.1，创18个月新低。虽然服务业PMI超过54，比11月上升0.2，但是服务业产业链条比工业短，对GDP拉动作用小于工业，两者不能形成“对冲均衡”。如果考虑房地产投资逐月显著减速导致建筑和装修材料工业减速，以及在GDP中占比6.9%的建筑业增长减速，则可预计今年一季度或上半年产业经济总体下行趋势将延续。
二是货运增长出现结构性变化，但总流量水平依然较低。虽然近几个月公路货运增长基本保持高于GDP增速的势头(其中，2014年11月公路货运增速比10月高1.9个百分点。)，但2014年11月增速8.6%仍低于2014年1月－11月8.8%的平均增速水平。铁路货运增长依然低迷，2014年1月－11月为－3.2%，11月扩大到－6.5%。前十大港口吞吐量近几个月环比有所增加，但仍停留在前期大幅减少后的低水平。总体看，货物运输流量不足，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活跃度不高，增长后劲不足。
三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继续减速，短期流动性不足。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低于2014年初确定13%的预期值。其中，2014年11月低0.7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的增速已连续3个月在5%左右，处于1991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低季度水平，M1／M2的弹性系数从2013年的0.68大幅降到最近3个月平均值0.36。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用人民币进行国际结算、支付、储存，人民币国际需求大幅度增加的新背景下，超常规低速增长的狭义货币供应不能满足新的货币需求。如果货币供求缺口不缩小，经济活动中流动性短缺格局不改变，前期经济下行趋势在一季度就很难扭转，一旦市场悲观预期流行，“下行”就可能转变为“下滑”。
应采取偏松的政策措施操作
2015年经济前景将是上述三种情形中哪一种？关键看政府的宏观政策措施操作。为了防控经济下行转为下滑、严重失业、通货紧缩、企业和地方债务违约的风险，政府应当努力争取情景I，守住情景Ⅱ，避免情景Ⅲ。为此，特提出如下政策措施建议：
建议一，守住7%的宏观调控政策底线，实现年度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的衔接。从短周期看，如果经济在连续15个季度减速后出现加速下滑，在7%这个宏观调控区间下限破位下行，将会引发严重失业和通货紧缩，增大企业和地方债务违约的风险。从中长周期看，经济增长从超高速到中高速再到中速直至与发达国家平均增长水平相当，不会一步到达，而将以过一段时间下一个台阶的方式来实现，预计“十三五”增长6.5%左右，之后第一个10年6%左右，第二、三个10年5%-6%左右。也就是说，从周期规律来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也不应当一下子滑落到5%－6%的水平。如果短期出现失速，市场会强化悲观预期，经济将陷入深度危机。这既会影响短期稳定，增加大幅波动带来的调整代价，也妨碍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0年进入高收入国家前越过“中等收入陷阱”、2050年建立现代国家的中长期战略目标的实现，放慢甚至终止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建议二，“更加积极”财政政策实行“增支、减税、提赤”并举，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中央将今年财政赤字率确定为2.3%，略高于去年。这个政策选择主要考虑是：一方面给明、后年或更长时间财政政策选择留下较大余地和空间，在财政体制改革转型，政府、企业、个人三大收入之间的分配关系不断调整使得中长期财政收入增长进入新常态背景下，防止赤字率过早超过3%而引发财政危机；另一方面迫使财政政策措施选择“更加积极”的重点，更多放在财政收支体制改革推动财政存量资金使用效率提高，以及优化支出结构和合理降低财政税费上。综合看，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选择如下主要措施：
一是增加公职人员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全国尽快落实包括机关和事业单位在内的公职人员增加工资，落实车补、取暖和物业费补助等，在公职人员工资表外收入下降背景下提高表内收入水平，关旁门，开正门，提高全国公职人员的消费能力。在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及累计物价上涨较多的形势下，较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在优化个人和政府之间收入分配关系基础上，提高工薪纳税人的消费能力。适当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寄宿生及特殊困难群体的补贴标准，增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二是降低企业税费，提高企业的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能力。通过扩大自贸区试点范围等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来合并或取消各种不合理税费，降低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外部性成本。对科技含量高、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实行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取消享受研发优惠政策的产业限制，实现普适性研发加计扣除政策，适当提高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比例，延长结转年限，降低企业研发活动的风险。对企业委托大学或科研机构进行研究的费用允许一定比例税收抵扣，支持产学研合作。进一步提高企业教育培训费税前列支比例，将培训费从现行工资总额的2.5%提高到5%，提高企业业务培训的积极性，加快增强企业人力资本积累能力。
三是适当扩大中央预算资金支持的公共投资，提高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和城乡公共服务领域的薄弱环节，尽快推出农村水利、农村道路、城市地铁、城际轨道、民用机场、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和其他公用事业农产品大智慧数据显示，美元指数呈现“长周期下降、中周期波动”的变化趋势。也就是说，美元长期贬值、中期有贬有升。美元中周期呈现15年左右循环一次的轨迹：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初期完成上一轮“下降－上升周期”；本轮周期性下降于2012年结束，近两年进入本轮周期性上升阶段，预计今、明两年延续周期性上升趋势。我们可以在这个时期，利用美元升值，逐渐减持美元国债。这既可获得美元周期性升值带来的收益，又可降低因持有过多美元债券带来的长期贬值风险。
建议五，利用价格下降机会，以“加、减法”并举方式推进价格改革。从历史看，由政府推动的价格改革，无论是价格调整还是价格放开，都往往伴随物价上涨。这种价格改革在经济繁荣时进行容易引发高通[微博]胀，而在经济低潮时进行则可降低通货紧缩的压力和风险。目前，CPI逐级下行，PPI已经30多个月负增长，是推出价格改革最好的时机。这个时机，价格改革既可做“减法”，如适当下调电价，建立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也可做“加法”，如适当提高城市公交价格等。除了直接调价外，还可以实行间接调价的改革措施，如：通过提高城市停车费来提高市内停车成本价格，控制停车数量和停车时间；通过提高环境污染税来提高污染排放的成本价格，控制污染排放，促进绿色生产和消费；通过提高烟草税来提高烟草的成本价格，控制吸烟对健康造成的危害。
陈东琪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