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
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提出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处于一个新常态。这个判断是战略性的。我们必须正确地认识我们面临的形势、我们面临的任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新常态大概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在新常态情况下，经济增长再也不会有30年快速发展的两位数增长。也就是说，快速的追赶型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时候之所以有快速的经济增长，有两位数的快速经济增长，第一是我们的产业空间很大，第二是资源环境的压力不大，第三是我们的劳动力便宜，第四是国际经济形势普遍向好，第五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长期被压抑的那种创业的激情、创新的激情、发展经济的激情。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由于产业空间很大，跟着人家后面去做，就可以有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样一个速度，相对的特征是粗放的、是速度型的，现在进入了一个中高速的经济增长阶段，说明中国经济更成熟了，进入了一个稳健的发展期。实际上发达国家或者说一些现在的发达国家，那些曾经是后发展中国家，通过追赶成为现代的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些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德国，包括中国的台湾省，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快速地发展阶段。法国也是。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日本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追赶型的快速发展之后，经济就进入一个稳健的增长期。这应该说明中国
经济发展的层次更高了，而且现在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应的GDP的总量比原来要大得多了。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趋同的，而且都不快，因为它的盘子大了，因为它的质量高了，因为它的效益高了。所以，辩证地看这个速度，我们的经济是进步了。如果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快速发展的追赶期，第二个阶段是稳健的增长期，第三个阶段是一个成熟的、底子更大的、盘子更大的、效益更高的、速度相对更慢的一个状态的话，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二个状态。所以，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新常态问题，看待速度问题。
新常态的第二个特点，是我们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经济工作会议所高度概括的，首先是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消费永远是推动和拉动经济发展的最终的力量。原来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消费结构、我们的消费模式，基本上是模仿，基本上是排浪式的，基本上个体特色不是那么明显。发展到今天，消费结构越来越具有差异化，越来越具有个性化。所以，消费结构、消费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求我们的企业、要求我们的经济政策作出相应的对待。这是从消费结构来看。
从经济发展的另外一驾马车，从投资来看，我们原来的投资空间很大，只要我们投资什么样的产业，我曾经说，比如说我们原来有很多的白纸，这些白纸都没有写什么东西，我可以用这个白纸写这个东西，用这个白纸写这个东西，用这个白纸写这个东西，现在白纸没有了，传统产业的产能相对过剩，甚至是严重过剩。李克强总理曾经指出，产能过剩的压力很大，结构调整的压力很大，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要靠投资的话，除了中西部的基础建设，我们必须寻找新的业态、新的产业、新的投资方向。目前的投资，不是简单的投资，应当说是寻找产业发展方向中的投资。寻找产业方向应该排在投资的前面，它指引我们投资的方向。这是第二个特点。
新常态的第三个特点，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原来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你必须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因为世界上是无疆界的市场。要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话，就自觉地、自然而然地和国际上的国家，经济就展开了竞争。以往我们的竞争主要靠便宜这一方面的比较优势，便宜体现在劳动力便宜，体现在环境便宜。其实我们的经济发展是经济环境的质量这个成本没有充分地估计够。发展到现在，劳动力不便宜了。各个国家都走过这么一个特征，当年日本的劳动力便宜，当年韩国的劳动力便宜，发展到后来，劳动力都不便宜。劳动力相对显得稀缺，稀缺的东西就相对显得昂贵，资本现在充裕了，我们有很多外汇储备。什么东西相对的充裕，什么东西就相对的便宜。而且，现在人民群众对经济增长发展的要求更高了，要求有很好的环境，要求有干净的水、碧蓝的天、安全的食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有新的比较优势，不应当逃避于劳动力便宜，不应当逃避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不大。
第四个特点，是我们的刺激性政策的边际效应明显递减。这个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1929年美国发生了危机，罗斯福1933年走马上任，当了美国总统以后，实行了一系列的刺激性政策。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张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进行刺激，他的结果是短时间之内好象经济增长速度好象很快，恢复了经济，但紧接着而来的是滞胀，因为它没有解决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是平面地复制原来的产业结构。所以，后来里根、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面对的问题是怎样解决滞胀的问题。这个刺激性的政策，它的唯一的好处就是眼前的经济增长，它可能带来很多很多的负面问题，比如说它延误产业结构的调整，比如说它延误创新，比如说多发的货币会造成通货膨胀。
第五个特点，从产业
组织角度来看，竞争更激烈了，兼并重组是不可避免。还是资本论吧，在资本论里面，马克思讲到资本积累的时候，讲到这么一句漂亮的话，什么样漂亮的话呢？就是竞争激烈的程度和资本的多少，也就是说和企业的多少成正比例的关系，和资本的大小、和企业的大小成反比的关系。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星罗棋布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是因为当时的产业结构、当时的水平相适应的。走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必须重新洗牌，必须在重新洗牌中调整，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机制和体制，它可能对某一个企业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但是全社会来说，肯定是好事。
第六个特点，我们的条件发生变化的第六个条件，就是现在经济体制运行、经济的深层次的风险逐一的显现，特别是地方债。当年国有企业欠了很多的债，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债转股，为什么国有企业欠了很多债呢？因为国有企业的约束是软的，他知道还钱，厂长经理们知道还钱，不是他还，也不是他的儿子还，他借了钱了，企业在他在任期间搞得轰轰烈烈，对他来说有诸多的好处，所以他只管借钱，只管向银行里贷款，不管还钱，甚至对潜在的风险也没有充分的估计。地方政府约束也是软的。如果让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话，我们和一个市场经济对比，企业家会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通常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GDP，会把它配置到一些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上面去。这些工程资金回收能力很弱，还不了账，潜在的风险。美国次贷就是因为借的账还不了。所以，这个问题，深层次的风险逐渐地显露，但是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总体上是可控的，要用制度去防范和分散风险。
李义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民生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