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外
经济环境相当复杂，潜藏着许多具体的，需要通过技术层面的操作给予化解的风险。然而比这类具体风险危害更大的是思维方式和体制、机制的风险。
我们思维方式的典型特征是危机意识、风险意识相对比较薄弱，在特定的行政等级体制中这有一定的必然性。这种体制需要充分展示成绩以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于是当天平偏向一边的时候天平的另一边就相对薄弱。在一个等级制中，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的分布是不均衡的，通常顶层由于纵观全局，负有重大历史责任，有着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但位处基层者则因为通常不承担由于不能有效预见和化解风险而带来的后果，危机意识、风险意识相对淡薄。
然而，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又是相当重要的。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是通过解决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和风险而实现发展的。每一次危机，每一次风险都隐喻着在新的历史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哪个国家哪个企业率先预见和认识到危机和风险，未雨绸缪地解决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们的发展就可上升到新的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当培育我们的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任何时候都既要看到成绩，更要看到潜藏的问题。凯恩斯曾指出，“不可避免的事从未发生过，而未预料的事情却经常出现。”
现实生活中另一个深层次的风险是体制、机制的风险，或者说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还不到位，还存在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延续下来的行政等级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信息是纵向传递的，容易时滞和失真。例如按统一口径统计的GDP，把各地上报的GDP加总以后总是比国家统计局的要多，而一旦讲到地方债务，各地上报的总是比国家有关部门审计的要少，报喜不报忧是一种较为普遍的体制性现象。信息是有价的，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决策的质量，影响到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信息的失真是巨大的风险。
从体制的角度看，另一个风险是创新的机制不到位。我国经济已经做大，要持续发展，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做强。做强只能创新。一个巨大的创新通常会形成一个新兴的产业和与之相关的产业，也将诞生一批新型企业，促进经济长周期的发展，例如伟大的工业革命。这里所讲的创新是大众创新。大众创新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能够保证创新者获得创新的回报，人们更愿意从事实业和创新而不是对为仕趋之若鹜。社会文化既褒奖成功，又需鼓励一定的冒险，包容失败。
更重要的是平等进入、平等竞争的环境，是把企业家精神引导到创新、引导到面对市场的环境，而不是“诱导”寻租的环境。企业家精神是永存的，如果社会环境除了创新、别无他途获得高额回报，他们自会选择创新。如果寻租回报更高，企业家精神就会被“诱导”到千方百计地寻租。我们应当通过反腐和法制建设，创建一个没有寻租机会的环境，把企业家精神引导到创新。有了创新的机制，我们就有了规避各种风险的利器。
李义平 中国民生研究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