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到2020年，是我国实现“三步走”现代化进程第三阶段战略目标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10年，是体制机制改革深度攻坚的10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关键10年。这一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其成败与否决定着前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否得以传承，以及我国到2049年的发展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随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先后发力，世界
经济发展经历了长达30年的繁荣，从1981年—2010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达到3.4%。但由于国际
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的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发展模式面临新的调整，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明显。未来一段时期，世界经济继续保持较陕增长的难度较大。
以“美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持续增长难度加大。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已使欧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特别是在2009年出现了全面衰退。从发展前景看，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仍将面临着一个艰难复杂的爬坡过程。
短期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所导致的大量不良资产的处置和资产负债表的平衡过程难以解决，将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较大的减赤和减债(双减)双重压力下，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压缩军费等公共开支，社会福利“去泡沫化”也将导致公共需求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面临着较大的“去杠杆化”压力，信贷融资条件将变得更加苛刻，融资不足将制约投资需求的扩大。
中长期看，在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重创下，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模式面临重新调整。一方面，发达国家考虑自身经济的再平衡，将转变负债型、消费型增长模式，提高储蓄率和降低消费率，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明显减弱：另一方面，随着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信息产品市场的日趋饱和，全球信息化步伐将有所放缓，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需求也将减少，而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带来的新的增长动力，更需要长期的过程。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中期增速放缓。2l世纪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呈现高速增长趋势，为同期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较大贡献。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虽然乐观，但受经济发展模式限制和自身发展内部条件的约束，其经济发展速度和进程将受到一定制约。
总体上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共同问题是产品对国际市场出口有严重依赖性。一方面，主要发达经济体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新贸易壁垒层出不穷，将抑制国际贸易流量的增长，进而使新兴经济体出口空间遭受挤压：另一方面，虽然新兴经济体人口众多，劳动力丰富且相对廉价，但人口增长放慢趋势明显，不但会影响其国内消费增长，也将导致国内劳动力价格上升，进而增加企业生产成本，降低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国别来看，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面临较大的发展型瓶颈：巴西制造业总体不强，面临较大的增长型瓶颈：俄罗斯能源资源出口依赖特征明显，面临较大的国际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我国则面临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节能减排任务加大将使经济增长空间受到一定的挤压。
综合来看，由于受金融及债务风险、成本及通胀风险、贸易条件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约占世界经济总量60%以上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增长面临减速，世界经济增长将进入适度调整时期。同时，由于中东、北非等动荡冲击持续不断，类似20世纪70-80年代滞胀的复杂局面也有可能在世界范围重现。预测2012年~2020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可能降到3%以内，明显低于21世纪头1 0年年均3.6%的增长率。
二、全球经济转型和结构变化将明显加快
世界经济发展模式面临重大转型。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原有的发展模式、结构和动力机制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也充分暴露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崇尚自由竞争、放任过度消费和负债消费型增长模式与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的不合理性。在认识到全球经济失衡带来的严重问题后，世界各国纷纷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促使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沿着扩大内需、提高国内消费率的路径展开调整，而发达国家则是从低储蓄、高负债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向适度储蓄和适度负债发展模式转变。
全球产业结构面临重大调整。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认识到虚拟经济泡沫、实体经济过弱造成严重后果后，决定重新发展制造业。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重新把鼓励扩大出口放在经济政策的重要地位，把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业以及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作为重振制造业的重点，并大力推动相关领域的技术进展。其实质是利用技术，培育起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高端制造业，进而促使全球产业和技术领域的进入新一轮大调整，也有利于加快传统产业的跨国转移，影响全球产业发展的分工格局，并推动全球产业转移进入多级平行推进、结构高度化、链群转移的新阶段。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重大变化。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完成，人口结构日益老化，劳动生产率增长趋缓，将相继陷入低迷增长。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方兴未艾，人力资本积累水平逐步提高，经济发展前景较好。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差速增长”使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并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因此，新兴经济体将凭借增长优势、总量地位，谋求更多话语权，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优化国际利益分配地位，进而引发国际体系的再调整。
三、外部发展环境变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
由于世界经济调整以及不同板块此消彼长变化，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力量对比及景气周期差异等原因，为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全球经济减速加大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一方面，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明显增加，我国可能面临持续低迷的外部需求，稳定出口市场和份额的难度加大，将倒逼我国经济从出口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另一方面，全球经济调整也孕育着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特别在在全球日益重视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减排责任也在加大，迫使我国改变依靠要素投入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向更加节约、环保与和谐的内涵型发展方式转变。
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重组，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业转型升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推进，将促进国际资本和产业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转移。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是跨国公司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加大对金融、商贸和物流等现代服务产业转移的承接力度，引进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治理结构、供应链模式，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业提升产业国际分工地位。
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引发全球范围内融资困难，给我国资本全方位、有效地“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当前，我国国民储蓄多、国际储备大，企业有资金优势，在全球能源和矿产价格走低、企业资产缩水和价值低估的条件下，有利于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大对外投资规模，加强对国内企业和矿产开采权等兼并收购，更好地推进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融合发展，以国内市场换取国际资源，以国际资源推动国内市场发展。
陈东琪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