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
经济理论的研究在逻辑上是第一层次的，经济政策设计一般会遵循基本的经济理论逻辑。那些先期步入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案例可以对此做出证明。
案例一，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
重商主义是把直观的观察上升到思想，上升到理论，再延伸到经济政策的典型案例。重商主义产生于西欧封建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产生于先行发展的英国和法国。重商主义从一开始就既是一种经济理论，又是一种经济政策主张。重商主义者针对当时的对外贸易，发现了黄金的极端重要性，由此直观地认为金银是财富的唯一代表，并且来自流通中的多卖少买。当时英国的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孟在其《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指出，“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托马斯·孟发展了贸易差额理论，为当年英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当人们普遍接受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思想时，这种思想就会成为经济政策的指导。当时法国也实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其代表人物安·德·孟克列钦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商业利润是正常的，应当把流通领域置于首要地位。法国另一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是时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他把这种理论付诸实践，建立了许多“皇家手工工场”，以支持多卖少买。
案例二，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干预政策与凯恩斯主义。
市场经济国家实施
宏观经济干预政策与经济理论中的凯恩斯主义的关系是：先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针对经济危机，在实践中对自由市场经济加以干预，再有经济学理论中的凯恩斯革命，然后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更多的市场经济国家实施了经济干预政策。
以美国为例，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前，政府一直奉行并实践着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自由市场经济为美国带来了活力和财富。然而，1929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大危机是“看不见的手”始料不及的。经济危机造就了罗斯福新政，其基本特征是：一反自由放任，强调国家计划和需求管理﹔举办公共工程，旨在增加就业﹔摈弃了传统的财政平衡的观点﹔扩大信贷，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刺激私人投资﹔向国外转嫁危机，包括宣布美元贬值，
组织美元集团等。新政的实施带来了初步的经济恢复，尽管恢复得比较慢，而且后来又出现了反复。
凯恩斯不是从理论上解释罗斯福新政，作为英国的经济学家，他是在完全独立和自由的环境下对经济学进行科学的研究的。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经济危机进行了全新的说明。凯恩斯不同意古典经济学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论述，认为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消费与投资不足是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且是市场本身的力量自发形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施政府干预，因此，凯恩斯提出了一系列扩张性的政策建议。
凯恩斯主义后来成为政府经济学的圭臬。实践中的罗斯福新政与作为经济理论的凯恩斯主义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其《美国总统经济史——从罗斯福到克林顿》中深刻地指出：“如果没有凯恩斯，特别是其追随者对凯恩斯的解释，扩张性财政政策也许只是一种偶然的应急措施，而不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凯恩斯主义使得后来的各国政府一遇到危机一般会轻车熟路地选择扩张性的刺激性政策。这就是理论的力量。
案例三，货币主义与供给学派对凯恩斯主义负面效应的反思。
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是出现了滞涨，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不仅经济学必须对滞涨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里根、撒切尔等政治人物也在思索解决滞涨问题的政策设计。
此次经济理论与政策设计不同于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是先有理论上的探索，再有实践中的政策设计，其典型是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对滞涨的解释与政策主张。在弗里德曼看来，影响就业的不是通货膨胀的绝对水平，而是通货膨胀的不稳定性和易变性。通货膨胀的速度越不稳定，失业人口就越多。据此，弗里德曼主张“单一规则”，即为了保持物价稳定，国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弗里德曼通过他的“简单规则”回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稳定的货币政策之下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不少国家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 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将货币学派的政策建议付诸实施，效果甚好。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的“经济复苏计划”中，也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作为主要内容，瑞士、日本等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国家也自称实践了弗里德曼的思想。弗里德曼成了反通货膨胀的旗手。
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演绎给我们的启示
回顾先行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演绎过程，厘清二者的关系，对于我们重视经济理论或经济学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经济政策的设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启示一，必须像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一样重视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前述案例说明，经济理论是重要的，相对于经济政策设计是第一层次的。经济理论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在于经济理论针对特定体制、特定问题给出了有说服力的经济思想，旨在解决特定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于他不仅提出了关键的经济思想，还使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有自己独有的范畴、概念、体系和逻辑，在一定层面、一定角度反映着经济运行的规律，并能够被当时或者后来的实践证明其在适用范围内是有科学性的。
经济理论相当于基础科学，经济政策设计相当于应用科学。感觉到的东西我们不能深刻地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因此我们必须重视经济理论的研究，以使经济政策设计更为科学。没有经济理论指导的经济政策设计容易捉襟见肘，顾此失彼。那些违背经济学常识的政策设计，必然会遭到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必须汲取历史的教训。
应当指出的是，人类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是不够的，相当多数的研究只是去解释政策，用凯恩斯的话讲，只是杂凑，并没有切入到经济理论的真谛。在这种情况下，急功近利的政策设计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为了使政策设计更为科学，必须给其以科学的理论指导。
启示二，无论理论研究还是政策设计，必要的继承和科学的“综合”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在寻寻觅觅中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仅有其特殊性，更有其共同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火热的市场经济的实践，才能支撑得起反映这种实践的经济理论研究。先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马克思当年所以选择在英国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国家研究商品经济，就是因为英国的商品经济发达。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我们就应当像继承一切人类遗产那样有选择地加以继承，并且给予科学的“综合”，为我所用。经济学说史上发生了三次伟大的综合，每一次综合都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例如，马歇尔把边际效用理论与古典经济学综合到一起，形成了均衡价格。萨缪尔逊则实现了新古典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综合，建立了一个能够反映各流派经济理论卓越贡献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过程中，也应当通过综合，借鉴国外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及政策，为我所用。
启示三，中国经济学家极有可能对经济理论做出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指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存的基础。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就是说是舶来品，我国目前和这种情况多少有点相似。当代中国的
经济发展和火热的改革，提供了经济学研究的肥田沃土。中国经济学家置身于这种火热的实践，最有可能对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最深入的研究。这需要科学地继承，需要深入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实践，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需要进行科学的抽象。如果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我们的经济政策设计就不仅会着眼于眼前，更会放眼于长远，更加游刃有余。
李义平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