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言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具有某种必然性,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可以倒逼着我们创新,提升劳动素质,提升产业结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就是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应当积极应对,积极创新,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层次。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的战略性任务。
李义平
刘易斯拐点是以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的名字命名的、反映随着经济发展,便宜的劳动力不再存在的一个经济学概念。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是刘易斯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一元是传统的、仅能维持生计的农业部门,另一元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或者说市场化的工业部门。刘易斯认为,当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仅仅能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的时候,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所谓发展,就是不断把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现代部门。由于从传统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便宜,由此可以降低一国发展初期的产品成本,因而又叫做劳动力红利。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反哺,劳动者要求的提高,社会也会从新的、发展的角度对劳动力价值重新评价,便宜的劳动力不再存在,人们把这个节点就叫做刘易斯拐点。
我国目前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这是劳动力红利正在消失,进入刘易斯拐点的标志。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具有某种必然性,这是由我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的。现阶段我国经济的最大特征有三:一是已经做大,但还是没有做强。昔日的做大是因为产业发展空间大,靠扩大相对层次较低的产业,或者虽然产业层次较高,但我们进入的是该产业链的较低环节,是在附加值很低的层面上做大的。对劳动者素质要求不高,便宜的劳动力起了重要作用。而要做强,必须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对劳动力的要求更高了。二是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往的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动力,靠的是资源、环境、劳动力便宜。现在,当年曾经在速度型模式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上述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必须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任务要求必须提高劳动力素质。三是此前的劳动力输出大省,由于产业的梯度转移,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的亮点,当年外出打工的劳动者选择了就近就业。由于上述的原因,我国经济在一些地区就呈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未必不是好事,从历史的角度看,18世纪以前的东亚和西欧均为劳动密集型,或者说靠劳动力便宜。据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的研究,“有很多迹象表明,欧洲有许多富裕的地区已经走上了一条较为劳动密集型的道路,直到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引人注目的发展才扭转了那条道路。”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欧洲已有的劳动密集的发展道路发生了急剧断裂?彭慕兰认为是矿物燃料和新大陆的发现,这两者的利用使得西欧的燃料和土地并不稀缺,稀缺的是劳动力。如此的资源约束条件迫使西欧在技术创新中出现了对节约劳动力的强调,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节约劳动的发明中,而充裕的劳动力使得东亚几乎不需要考虑劳动力的节约,进而由于劳动力便宜而缺少创新的冲动,陶醉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彭慕兰指出:“这个独一无二的西欧需要减少昂贵的劳动力的使用,于是历史前进了,最后导致了机器和现代化工厂的出现,以及人均生产力与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欧洲人并不一定有创造力,但高工资成本使他们努力走上了一个真正变革的方向。”
迈克尔·波特的 《国家竞争优势》向人们证明,诸多的发达经济体,都是较早地较主动地摆脱了靠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的经济发展模式。波特把天然资源便宜的劳动力叫做初级生产要素,把人力资源等叫做高级生产要素。波特指出:“一般型的初级生产要素的竞争优势使工人无用武之地,而新材料更将取代传统资源的优势。此外,创新通常也有降低成本的效果。它所形成的高级生产要素对降低产品的不良率,提升产品质量方面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他说,发展中国家要避免陷入初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陷阱,要积极主动地摆脱。他认为,一个国家和企业要创造更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在初级条件仍有优势的情况下就主动割舍。他指出,日本企业能够在许多产业中保持其竞争优势,是因为日本人在人工成本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就开始发展自动化,并在低价位、标准化产品很成功时,便进入到差异化的产品领域,如果陷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不能自拔,那肯定最终必败无疑,不仅抑制了自己的创新冲动,而且你可以发现世界上还有很多劳动力比你更便宜的国家。
无独有偶,美国经济史学家内森·罗森堡等在《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中向我们证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靠技术创新,而不是靠劳动力便宜,如果靠劳动力便宜,他们会把工厂办到全世界最穷的地方去。他们说,“低工资会鼓励进行劳动密集型生产而非资本密集型生产,因此往往会减少对资本积累的需要。就这点来看,一家公司在韩国开设新工厂来代替在芝加哥的旧工厂,实际上会减少对资本的需求。然而,在实践中,资本主义发展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资本密集型生产。”资本密集型生产的核心在于创新。他们强调,西方发达国家工资水平的持续上升已经超过了一百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却一直在遥遥领先地发展。
以上的分析说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不仅具有某种必然性,即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未必不是好事。它可以倒逼着我们创新,提升劳动素质,提升产业结构。这个世界上没有没有问题的时候,关键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发展有发展的问题,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我们宁可面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就是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应当积极应对,积极创新,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层次。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的战略性任务。
李义平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