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以文件形式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将始于1978年的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重大制度创新，是人类市场文明的巨大进步，它既具有事关经济学说创新的理论意义，更具有事关国家发展命运的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义深远
1.为什么说20年前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关国家发展的命运？
1993年以来的20年，我国走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抵御多次外部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实现了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发展奇迹，经济总量在全球排名升到第二位，人均GDP迅速增加，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转到总体小康再迈向全面小康，总体上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实践证明，在上世纪90年代初，如果不及时提出并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推进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不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是开历史倒车，满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提法，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道路上停止不前，甚或倒退到计划经济，我国经济发展不仅速度没有这么快，发展成果没有这么大，而且也难摆脱大起大落的循环，也可能被严重的外部危机拖下水，陷入持续衰退之中。
如果在国内不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在微观领域形成竞争市场机制，在国际上就不可能“入世”，也就不可能融入到世界市场，不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不可能获得巨大的国际市场空间。没有市场化和国际化这两条，中国要想用二三十年时间从贫困转到中等收入国家，要想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1993年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事关国家发展的前途，事关中国人民的命运，因为它避免了经济制度复归，避免了国家发展的倒退，使我们能够在1978年-1988年已经取得初步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能够在世界发展道路上快速追赶，能够在推动全球化、东方经济崛起和世界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20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推动了“中国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中国化”，这个“双化”互动，虽然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但我们这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经济体的确从市场化和国际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
2.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中的历史意义？
从历史长河看，“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既不是西方的专利，也不为资本主义独有。在斯密《国富论》系统提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之前，东方的市场经济文明，特别是古代中国的商业文明，实际上要比当时的西方发达得多。
但是，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们能够看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还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们或者以小手工业资本主义为基础，或者以机器大工业资本主义为基础。
此前的社会主义，无论是80年代末以前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还是1978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所选择的经济体制都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人们的传统思维逻辑，很容易将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和计划等同起来，认为市场和市场经济只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和市场经济，只能搞计划和计划经济。
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有过一次关于“市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者之间关系的大论战。论战的一方以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德国经济学家米塞斯为代表，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资本主义结合，它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论战的另一方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结合，但他所讲的市场是一个用计算机将价格计算出来的市场，又被叫做“计算机乌托邦式的市场社会主义”。
这一次大论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可以和竞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理论。后来，南斯拉夫的霍尔瓦特、波兰的布鲁斯、捷克的锡克等经济学家，主张在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第三条道路”，从各个角度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概念，但他们所讲的“市场”不是真正的“竞争市场”。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从未出现过以自由竞争为基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范式和体制模式。
1978年，小平同志在思考和谋划中国的改革大计时，提出了“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的思想。这个思想摆脱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互相排斥的逻辑，为后来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高层决策者和经济学家探寻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模式提供了基本思想来源。
针对1989年－1991年期间理论界出现的反对市场取向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思潮，小平同志在1990年、1991年多次批评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的观点，强调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强调我们的改革要坚持市场取向。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进一步将社会主义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加以系统化、理论化。
应当说小平同志不断思考、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是1993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思想来源。实践证明，没有“南方谈话”，就不可能有这个历史性文献的问世，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近2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发展。
排除干扰，为理论创新做思想准备
小平“南方谈话”前两年，中央高层领导在理论界的激烈争论中组织了重要会议，就坚持市场化改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一段不应当被忽视的历史。
1989年－1991年，对改革是不是要坚持市场取向，社会主义是不是只能搞计划经济、是不是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最高决策层、经济理论界争论很激烈。有的人主张把“有计划商品经济”当作改革的最终目标确定下来，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要求回到计划经济。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争论中把握改革思想主流，多次主持召开高层理论座谈会，听取专家的看法和意见，按照“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精神，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确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必要性，在改革目标选择上形成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我的这个看法，不仅来自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对外公开的讲话，也来自我本人直接参加他主持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亲闻他的思想。
1991年9月至12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北京举行了十多次经济学家座谈会，刘国光、吴敬琏、周小川、蒋一苇(已故)、李宗、张卓元、杨启先、傅丰祥、林毅夫、郭树清和我等学者参加了座谈会。这一连串座谈会中，江总书记要我们回答“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和现状”、“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个问题。他在解释这三个问题时实际上表达了他已有的看法和思想，特别是对第三个问题反复插话、详细解释。
在解释第一个问题时，他说，“列宁曾经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二战’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美国经济最近几十年发展得不仅快，而且比较稳，在1929年－1933年大萧条后没有再出现过大萧条，比我们计划经济时期过几年来一次大的周期波动还要稳定，这是为什么？”我当时听了以后感到，总书记的思想很解放，看问题从实际出发，敢于客观地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现状和发展，敢讲“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
我想，他实际上是在寻找我国改革以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存在大起大落的体制基础，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要走出循环往复的强波动怪圈，就必须重建体制基础，就必须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加快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解释第二个问题时，他说，“1989年‘老毛子’(指原苏联)很快解体，以前苏联搞计划经济很有经验，很有一套，波兰、捷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学他们，我们改革以前也把苏联当作老大哥来学习，但他们一夜之间回到过去，为什么变得这么快，为什么变得这么容易？苏联东欧剧变的深刻教训是什么？”他进一步说，“看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存在严重的体制机制缺陷，关着门时不知道，可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一旦开放，封闭的大门一打开，大家一比较，体制毛病就显示出来了。”
在解释第三个问题时，他说，“中央已经确定了我国改革开放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高举这面旗帜，但问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搞，怎么建设？怎么看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不可以结合？怎样才能有机结合？”在座谈中，专家学者们强调要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反对开历史倒车，建议加快将“有计划商品经济”提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改革目标明确定为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总书记在插话中都点头表示赞同。他多次强调说，“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开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鸦片战争开始算起这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最大教训就是不开放，没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没有和人家面对面竞争，在‘财大才能气粗’的国际舞台没有比拼的实力，没有市场竞争力。”这些讲话落地有声，很有前瞻性、战略性。
现在回过头来看，江泽民同志在担任总书记后的头三年多，即到1992年，逐步思考、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结合、必然结合的思想，这为后来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达成改革的市场取向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识，做了比较早、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国理论界出现了“回到计划经济”的思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声浪很大，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
在此背景下，全党全国要旗帜鲜明地摒弃“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的传统理论，开创“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思维、新理论，及时出台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文件，没有最高决策层核心领导的思想准备和坚强决心是不可能的。
市场化改革取向，助力科学发展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已经20年，今天来看目标已经实现了吗？如何评价这20年的成就？
衡量制度的优劣，判断改革的成败，关键要看发展成果。1993年以来的20年，我国GDP总量从不足5000亿美元增加到今年将超过8.2万亿美元，增幅将超过15倍；人均GDP从不足420美元增加到6000美元以上，增幅将超过13倍；外汇储备从不足200亿美元增加到超过3万亿美元，增幅超过150倍。人民生活方面，城乡中等收入家庭20年前只有“三大件”(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今天电脑普及了，汽车进入家庭了。这些奇迹性变化，我们自己感受不深刻，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外国人看得很清楚，他们的评价比我们高。
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走回头路，没有放弃改革开放，而是在改革初期基本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基础上，按照中央1993年的总体部署，有方向、有目标地整体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对外开放，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步一步地形成和发展。
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至今还未完全实现，但是与1993年以前十多年相比，近20年来在产权、价格、财税、金融、投资、贸易等方面已经或正在发生系统性体制变化，宏观经济调节机制也在发生系统性变化，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没有承认我国在国际上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市场经济体系中话语权不断增大的重要一员。从这个意义上看，这2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不小，应当充分肯定。
2.对最近十年改革的评价，人们议论较多，有人认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回归，改革在倒退，到底怎么看？
总的来看，党的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没有停步，按照中央2003年提出的“完善”要求，有步骤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机制创新方面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农业生产方面，取消了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税，这有利于建立粮食生产长效机制，为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九连增”(2004年－2012年)提供了持续作用的制度动力。
在社会保障方面，尽管至今还未建立起城乡、各地、各行业、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全覆盖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城乡养老、医疗、低保等方面的保障水平提高，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程度逐渐提升。
金融市场方面，证券特别是企业债券体系建设加快，创建支持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中小板和创业板，在温州进行民间金融改革试点，着手建设中小企业公平融资的机制等。
对外开放方面，投资和贸易“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自由化程度提高，开放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人民币汇率改革进展加快，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机制正在逐步形成。这些改革加快了投融资创新，加快了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提升了人民币的世界地位。
最近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除了上述成果以外，还有一项重大成果，这就是提出和建立科学发展理论，推动国民经济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2004年以来，我国发展的观念、规划、战略和政策已经或正在从非科学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变，从盲目追求数量增长到追求增长的质量和减少为增长付出的代价。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社会、家庭和个人逐步增强了节能环保、低碳绿色的观念和意识，并正在努力追求“绿色”和“增长”相结合的发展，追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追求惠民富民的民生目标。尽管到目前为止科学发展的成效还只是初步的，绿色和民生的水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较大，但毕竟迈出了科学发展的第一步。
改革的市场取向助推科学发展，而科学发展又给新一轮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当然，从市场的整体发育程度来看，目前在私产权、公共权、税制和法制等方面的体制创新还不尽如人意，某些主管部门的管控权力不是在减少而是有所增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三位”(越位、错位、缺位)表现，行政部门的公权控制、国有部门的资源垄断和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在某些领域更加引人注目，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作用以及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还受到很多限制，公平竞争、包容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所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今后的路还很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还非常艰巨。
下一步改革应兼顾公平和效率
1.下一步改革怎样推进才能到达目标？未来十年深化改革的主线是什么？
从古今中外改革的历史来看，任何一次较大范围的改革，其核心是要改变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制度，建立相对分权的自由民主制度。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国经济改革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着力经济分权，扩大经济自由民主，在打破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大一统计划格局，突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格局基础上，逐步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先是在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方式，扩大农民在生产、交换、分配中的自由选择、自主决策的权利，后是在工业、商业流通和其他服务领域放权，引进和加强市场调节，走向自由竞争。
放权、自由、效率，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和主线，前30多年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如果改来改去，权力向上集中了，垄断加剧了，微观活动行为的自由减少了，竞争的程度降低了，那就不是改革，而是倒退，不是开进车，而是开倒车。当然，如果在放权、自由、效率中损害了公平，越来越让极少数人受益，越来越多人受损，这也不是好的改革。好的改革要在公平和效率间实现平衡。
前30年“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改革，是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单线突进，主要通过引进自由竞争市场机制，打破“铁饭碗”，破除绝对平均主义，提高微观主体积极性，提高包括劳动和资本在内的要素效率。今后的改革将双线并举：一条线是继续瞄准效率，促进充分竞争，构建效率不断改进的内部约束机制；另一条线是瞄准公平，通过促进机会均等和公平交易达到成果公平分享的目的，构建机会均等和成果公平的外部平衡机制。这种“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双线并举改革任务更重，比前30年单线突进式改革更难。
2.与“追求效率”的改革相比，“追求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改革要注意些什么？
近年来，要求公平的改革呼声很高，政府部门试图专门进行分配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方面的呼声和诉求，这也是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从改革连续性看，下一步改革不是另起炉灶，从前30年单纯“追求效率”，转到追求“公平和效率兼顾”，改革目标由单目标转到双目标，而双目标中包括“追求效率”，包括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和自由水平。我们在设计改革方案、出台改革措施时，不能追求牺牲效率的公平。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历史经验表明，追求公平的改革要特别注意掌握好度，一不小心，可能回到平均主义，可能出现“满足一部人的公平而牺牲另一部人的公平”的情形，可能出现体制复归，伤害竞争秩序，牺牲效率。这就和“追求效率”的改革，掌握不好度，也可能牺牲公平一样。
3.怎样才能掌握好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度”？在不牺牲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平，重点改什么？
持续有效的公平，既包括结果公平，更包括机会均等，这就要着力促进公平的制度建设，而不是忙于行政调整。既要在“收入分配制度之内”改革，要建立公开透明、规则一致的工资和社保制度，更要在“收入分配制度之外”改革。真正的功夫在功夫之外。在不牺牲效率的前提下进行“追求公平”的改革，不能只改分配制度本身，不能孤立地改分配的结构和方式，无论是包括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在内的收入分配公平，还是包括土地、房产、证券和其他财产的收益分配公平，都不是用经济学上常讲的狭义收入分配能得到的，需要包括私人财产权(私权)、公共资源权(公权)在内的产权制度、税制、准入制和法制的改革来配套。在私权和公权的分配机制被扭曲、税制存在缺陷、公平交易受到干扰、法制不健全且执行不力的情况下，单纯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得不到真正的公平，反而可能适得其反，牺牲效率。
为了实现公平和效率兼顾的目标，下一步改革的总体思路应当是：严法明制，公平竞争，着力构建包容透明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把我国建设成为包容和谐、公平高效的现代民主国家。为达此目标，下一步改革应当在巩固和扩大已有成果基础上，着力完成以下五项重大体制机制创新任务：
一是简政放权。较大幅度地精简政府机构(党团委、政府、军队等)，缩小和转换政府职能，将政府职能界定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不与民争利，不与企业争利。将现有部分政府机构在精简基础上按照市场经济需要进行合并重组，大幅度减少政府审批权，将所有可以由市场、企业、社会做的事情交给它们，政府不再进行直接干预，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保护产权。以法律形式构建私有产权永远受保护、公共资源分配透明和受约束的产权制度，促使私人财产不断积累和稳定发展，从制度上消除私产所有者的后顾之忧，防止公权滥用和公共资源被无偿侵蚀、挪用、占有，形成公产权益持续保护机制。
三是创新税制。改革现有税费体制，厘清现有费收体系，在清、归、除基础上将现有隐蔽的费收全部转换成为透明的税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对现有税种、税基、税率进行合理调整、归类，形成税收的收缴、使用受纳税人监督的机制，全面构建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新税制。
四是公平准入。建立国民优先、公平竞争的准入制度，打破行政超控、资源垄断和地方分割，消除市场歧视和滥用公共权力的制度基础，消除产生特权的制度根基，构建公平交易和公权、公共资源分配机会均等的市场制度。
五是法律平等。健全法制，严明法纪，将涉及所有人行为准则的规章、条例转换成法律制度约束，以法治国，以法行政，以法明制，依法治市，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严明法制基础上发展民主包容、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无论是形成透明包容的民主政治，还是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都要有严明的法纪。严法是防止一部分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损害、侵占他人利益，防止一部分人利用公权来损害、侵占公共资源。
这五大改革，是推进包括土地、企业、价格、流通、金融、财政、外汇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科教文卫等改革的前提条件，离开了这些改革，离开了基础制度的重建，所有涉及到利益调整的改革都难以开展，难以奏效，因为这些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机会均等，这是达到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根本保障。在这五项改革中，法制改革是基础的基础，强法明制是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必由之路。
4.如何评估完善产权、重建税制、打破垄断和严明法制这四大改革的难度？
一般来讲，“大多数人受益、少数人不受损”的改革比较容易，如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奖金制度和效益工资制、机关事业单位货币工资制、价格“双轨制”、财政“大包干”改为“分灶吃饭”再改为“分税制”、银行商业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开通股票市场、房产货币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等等，都属于这类改革。
但是，上述四大改革的难度较大，因为它们属于“多数人受益、而少数人受损，尤其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受损”的改革，这属于“深水区改革”。当掌握话语权、控制权人的权力和利益减少时，这项改革就会面临决策和实施的困难。要设计、推进涉及既得利益的“深水区改革”，需要有改革的权威、魄力和具有更好预期的说服力。
“深水区改革”前景、路径和方式
1.十八大后“深水区改革”的前景看好，我们应当有足够的信心。
近一段时期，在理论界和决策部门，出现了“改革疲劳症”现象，不少人对下一步深化改革前景缺乏信心。我认为，从历史发展阶段和政治生态演变来看，十八大以后，不仅能够巩固已有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将在体制机制方面获得更大的创新和发展。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老百姓近年来要求深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对建立永久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制度，对产权、价格、税收、财政、金融、社保、收入分配和政府职能等方面深化改革，对公有土地、准公共金融、特殊医疗、组织人事等目前仍属于公共资源的行政分配深化改革，呼声都很高。老百姓要求深化改革的呼声越高，改革需求越强烈，改革政策就越是有群众基础，越是具备“多数定律”的条件。
另一方面，十八大产生出来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有条件在更长的时间视野比较改革开放前后的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利弊得失，有条件在更大的空间视野把握国家发展在新的世界定位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有条件在摆脱旧传统观念的缠绕中选择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改革新思维，形成更加清晰、更可操作、更为可行的改革方案和部署，并以新权威方式进行及时、有序推进。
2.“深水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明确目标，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由于改革和发展阶段的原因，1993年以前的改革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通常以撞击反射的方式展开，没有一个总体部署、目标明确、协调配套、整体推进的顶层设计。
上世纪80年代有过整体改革方案设计，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1987年秋冬之交，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受中央指示，由综合司组织八个主要单位，在北京怀柔研究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中期(1988年－1995年)改革纲要”。参加纲要起草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张卓元和我，北京大学厉以宁，中央党校王珏，中国人民大学吴树青，国务院发展中心吴敬琏和周小川，国务院农研中心陈锡文，国家计委刘洪和洪佳，上海贺镐等八个课题组。提出的改革纲要由综合司以“改革思路”形式统一上报给中央。
这些纲要涵盖时间为1988年－1995年，分前3年(1988年－1990年)和后5年(1991年－1995年)两阶段，简称“3.5.8改革方案”，内容包括总体思路、目标、阶段、路径、方式和配套的整体设计，成果由综合司结集为《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沈阳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发行。这次改革纲要因故未能变成政策文件，但却是一次集全国经济专家智慧的顶层设计。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是以政策文件形式提出的改革顶层设计，是整体推进的改革方案，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和实践性，变成了改革行动，推动了1993年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实践意义。
下一步进入“深水区”的改革，也应当有一个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和实践性的顶层设计。其好处是对未来改革有总体谋划，有整体部署和协调配套安排；改革的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先后顺序清晰；改革推进的阶段、路径、工具、方法及配套措施明确等。
2.“深水区改革”不能急于求成，要稳中求进。
从效率角度看，做事快一点好，人生短暂催人奋进，全球化条件下国家间比赛压力很大啊！但是，很多事情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有一定的规律，需要时间，人为地求快容易出问题，开快车容易翻车，欲速则不达。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不少。
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深层次经济改革，上下左右的关联度很高，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别是涉及到政治和社会体制，涉及到既得利益，涉及到更多、更高的利益诉求和平衡，急于求成往往事倍功半。快跑后摔倒，再爬起来，要时间，要恢复信心，要支付调整成本。
下一步改革，我还是主张稳中求进。在形成改革思路和方案时，要把握全局，明确目标，找到合适的路径和方法，选择好重点，确定好先后顺序，为执行中的随机微调留下必要空间。在操作时，要注意协调平衡，防范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控制操作成本，努力向改革的预期目标逼近。这样来看，稳中求进既是一种改革理念，又是一门改革技术。
稳中求进搞改革，胜算比较大，不易出大错。远的例子是，我国前30年以渐进方式推进改革，比原苏联的休克疗法要成功，时空代价比较小。近的例子是，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改革坚持“三性”原则，除“主权性”和“可控性”外，有一个“渐进性”，也很成功，这一点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等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都认可。
陈东琪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