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行将结束，中国经济在这一年中元气未复，但诸多结构性的问题不断显现，消费需求难以提振、地方融资风险初现、转型未有实效，国进民退愈演愈烈，信托兑付等金融风险初现。
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普通民众如何知悉经济改革的全景，中国经济改革应该有如何总体考虑，酌情下手？著名经济学家夏斌在其新书《危机中的中国思考》中提出，每个问题都会带来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应从抓总量和系统性风险两大问题切入，理清“顶层设计”路线图。
“谈改革要从‘问题’入手”
夏斌(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
现在要讨论的中国经济问题很多，大家见仁见智，不容易统一。若从方法论角度，我们应找到各种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有助于提炼出纲举目张的大问题。我认为，总的原则是“问题导向”，从问题入手，而不是简单地从经济学概念、逻辑入手。
譬如从扩大内需角度，我们可以直接引出中国经济长期的重大问题是城镇化。但城镇化，首先要让农民工能在城里先住下来，这就要进行户籍改革，要解决包括上学、看病等安全网建设中的财政资金问题。要让农民在城里居住，就有水、电、气等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中的资金问题。谁投？怎么投？再次要让农民能长期住下来，就要有就业机会。为此就要放松各个领域的投资管制，允许大量民间创业投资，这又涉及民营资本如何进入、服务经济如何发展、国企如何退出等问题。
所以，城镇化不只是让不让农民进城的户籍改革和财政有限的资金分配问题。
因此抓中国经济长期的重大问题，我认为应从抓总量和系统性风险两大问题入手。
一是确保GDP总量长期平稳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合乎发展逻辑。但是速度下滑，问题就“水落石出”，不仅眼前日子难过，还会暴露一系列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风险。
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路，只能是提高居民消费率。但拉动消费，就要抓社会安全网络建设，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以解决预防性储蓄问题，这就会涉及扩大财政支出问题。另一个扩大中国居民消费的重头戏，是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的消费，但怎么提高？最有效的途径是释放农民手中的土地。
如果采取这些措施，还不能解决居民宏观平衡中居民收入与消费增长的问题，那么长期负利率就是不合适的。利率要市场化、金融改革要配合，银行利润要减少等，这会迫使其他方面的改革速度要加快。
不难看出，如果想从根上解决消费问题，必然会涉及大量重要问题和制度改革，几乎可以统领我们解决总量增长所遇到的各种长期问题。
二是抓住系统性风险问题的解决。
从风险传导机制入手，我们很容易理解一系列经济问题的逻辑关系。打击投机炒房，就会导致房市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的下降；量价下跌，从实体经济讲，必然会引起其他行业投资、工业利润、税收下跌；从资金链看，房价下降，自然会引起土地价格下降；地价下降传到土地财政收入大减，再传到地方融资平台问题难解决，最后会不得不引起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问题。
今后怎么办？下一步，要看中国房地产投资下降后，其他投资能不能替代，否则中国经济增长就会很麻烦。
目前靠政府投资财力已有限，能不能真心实意去鼓励、而不是被动响应落实“新非公36条”？能不能变卖一些国有股份，扩大民间资金的“投资乘数”？中国不缺资金，只要放开管制，理顺政策，会涌现大量民间投资替代房地产投资，补上中小城镇建设中的财政投资缺口。
因此，寻找今后5年-10年中国经济的重大问题，不妨从以上两大问题切入，顺藤摸瓜，纲举目张，从而理清经济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