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10月9日21：20离逝，享年86岁。遗瞩说：“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不通知学校，身上不盖东西”。
4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例行体检中查出胃癌晚期，何伟平静地接受现实并决定：保守治疗；完成最后一本著作《自由人联合体的曙光：解码若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9月4日，10余万字遗作初稿完成。何伟将出版事宜托付给好友。
何伟病逝后的这一个月里，他的爱女郝奇志，好友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宋养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珏、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原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副秘书长李小宁，“关门弟子”杨思远等，向《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讲述了这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先驱、卓越的改革理论家、终身捍卫公共利益的伟大公民、著名经济学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语）的为人与治学。韩志国专门撰写了纪念文章《敢立潮头迎大风》。
经郝奇志女士授权，我们在此刊登《自由人联合体的曙光：解码若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书稿第三编《中国的改革是在两大思潮博弈中前进》的第十章《全民所有制的改革》、第十一章《中国改革在两种思潮博弈中前进》、第十三章《树立新的世界观》。听何伟最后的呐喊。
何伟，原名郝荣甲，河北赵县人，1926年生。其生前的身份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离休教授。
何伟逝世后，其生平的两位作者更为详细地概括了这位学者的一生尤其是30多年来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何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吸收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教训，发表了诸多论文和专著，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诸多领域提出了不少创见性的理论和意见，引起了理论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生平作者进一步写道，这自然不容于某些左派人士，因此受到不公正的责骂，但他仍然坚持不懈，秉笔直书，即使身患重疾、生命危在旦夕，仍坚持奋笔疾书，终于病重不起。
何伟女儿郝奇志说，父亲是自己丧礼的“总导演”，在身前已经交代并安排好了一切。
何伟对女儿提出了不发讣告、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不通知学校等“六不”遗言。他叮嘱女儿，死后就在医院里找一个最小的灵堂，灵堂里的横幅上写上“走了一位何伟”。
他也没有忘记在家里服务了十几年的小时工，遗嘱的最后一条是：“善待小霞。”
最后一次住院前，他还在自己抽屉里仔细放置了两张之前去世老朋友的丧卡。等到自己去世后，孩子们可以这两张丧卡为蓝本，做一张他的丧卡寄送给亲友们，告诉他们，何伟走了。
与马列主义结缘
66年前的一天晚上，河北张家口，踏着夜色乘着风，三个年轻人边走边热烈地描绘着自己的未来。当时，国共内战已经打响。
年轻的心仍为刚刚看过的一部苏联卫国战争故事片激动不已。影片中主人公畅想战争结束后如何投入国家建设的情节引发了他们对未来的无尽向往。
20岁的兵站站长郝荣甲为未来设定目标：“革命成功后，我要当一名教授，为祖国培养合格的接班人。” 这就是后来因抗日工作更名的何伟。
1949年，国共内战基本结束，何伟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他决心要实现自己的教授“梦想”了。
抗战爆发后，正在上小学的何伟就失学了，连年的战争中，他只在1945年到冀中军区教导团（即后来的抗大二分校）青年队受过训，此外就没有接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了。转业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在河北省业余速成中学补习文化。
1951年，25岁的他终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本科，开学一个多月就调入会计教研室当研究生，1952年初任教。
1953年秋，何伟又转入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政治经济学分班攻读研究生学位，从此与政治经济学结下了一世之缘。
何伟后来回忆说，自己1944年参加革命，目的就是为了抗日，不当亡国奴，对什么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无所知，认为参加八路军就是参加共产党。以后行军打仗，也没有学习过理论，“这在当时大有人在”。
1950年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共建国后设立的第一所新型社会主义大学（编注：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1950年10月3日，正式命名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其主要任务是为中国经济建设培养红色专家，学校教学内容和制度完全照搬自莫斯科大学。
比何伟早两年攻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的好友、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宋养琰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叙了当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
在宋养琰回忆里，当时给他们讲大课的都是苏联专家，这些专家大都是从苏联各高校优秀教师中选派出来的。在这期间，苏联专家也经常调换，就经济学教研室来说，前后换了三四位之多，如莫斯科大学教授阿马佐夫、讲师然敏等，他们都学有专长。
“在我们眼中，他们都是才高八斗、学贯中西的老师，是‘师中之师’。”宋养琰说，“我们的辅导教师也大都是中国的红色知识分子，如宋涛、苏星、侯大乾、徐禾等，当时教和学都很认真，如果同现在的研究生相比，不论在哪方面都有天壤之别。”
这些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们学什么呢？宋养琰回忆，除继续学习俄语外，研究生主要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又把重点放在四部书上：《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反杜林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更以《资本论》为重头戏。
除了这些著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还读了由苏联科学院一些院士编写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学讲义》，后来还增添了由斯大林修订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这些书当时我们也都奉为经典。”
郝奇志说，父亲这一代人对《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实在是太熟悉了，直到晚年，父亲还可以大段背诵其中的章节。
“在近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读《资本论》上面了，先后通读了三遍，其中一些重要的段落反复地读，还有一些重要的典故、脚注、诗句，至今仍可朗朗背诵。”宋养琰说。
2011年年底，何伟曾著专文对于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历进行了回忆与反思。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回忆》一文中，何伟写道，受1917年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非常憧憬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怎样才能实现，非常渺茫。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很少，1919年才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38年才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三卷本，即便是这些很少的马克思著作，在当时也是禁书，只有很少数人才能看到。
“后来在敌后游击区，也看不到马克思的著作。刚解放时，在书店、火车上卖的是苏联出版的中文《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也没有马克思的著作。”
何伟认为，自己当年所学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专家传授的斯大林版本，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变为三个组成部分，又把三个组成部分变成斯大林的著作：哲学是《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政治经济学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主要内容是宣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科学社会主义是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主要是苏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领袖的作用，树立斯大林的绝对权威和个人崇拜。
“这样就形成了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就误认为这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凡是与这一理论不一致的，一律被指责为非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或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何伟说。
与何伟一样，几十年以后，宋养琰也从另一方面对这段学习生涯进行了反思：“说实话，我们这时候的学习，是信什么学什么，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我们唯一相信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在马恩的著作上，即使看点西方的（其他）东西，也大都是在上级指定的范围内作为反面教材在批判中学习的。”
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
1956年，何伟研究生毕业后加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很快地，他开始经受一场比一场激烈且凶猛的政治运动的洗礼，一次也没落下。
在第二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定了4名“右派”，不久后经济系有20多人被下放到北京郊区中捷友好合作社南营村参加劳动锻炼，何伟担任了队长一职，“带领大家参加了大跃进、水利化、轴承化、深翻土地、密植高产田、大兵团作战，也经历了公社化、大办食堂”。
何伟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新景象“既兴奋又担心”，在当时还说了“别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话。
1958年冬天，何伟回校参加“大炼钢铁”运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还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何伟此前说的“别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话就被作为“白旗”拔掉了。
时针很快拨到了1959年。当年夏天，何伟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教研室任党支部副书记，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说上面讲，中央正在庐山开会，需要人大政治经济教研室派两名教员去庐山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解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做准备等待通知。
不过等呀等呀，通知一直没来。有一天，何伟突然接到通知说庐山不去了，形势已经变了，“不是‘纠左’，而是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后来又有消息传出来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两校的人民公社调查组在庐山会议被点了名，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三面红旗的典型，要作为重点进行批判。一时气氛非常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不久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就布置开展反“右”倾运动，主要限在党内由总支直接领导，具体做法是抽取少数出身好的、政治觉悟高的党员学生和党总支选派部分教师，组成小组进行“三查”，即查学生听课笔记，查老师讲课讲稿，查发表的文章。查出问题后立即向学校党委汇报，党委认为是“右”倾观点的，就定为批判对象。
根据当时的政策，批判分为三个级别，有的放在全校批判，有的在党总支批判，有的在小组内批判，前两者批判对象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者是犯了“右”倾错误，定为“内部右倾分子”。不过，很快地，一个“怪”的现象就出现了，凡不上课、不写文章的人就没有东西可查，就成了没有错误的积极分子，而有问题的都是教学任务重、不断写文章的人，不干工作的人批判干工作的人。
何伟刚开始还是小组领导成员，后来就变成了有问题的人，划为“内部右倾分子”，要在小组内进行检查和批判。
“开始并不告诉你有什么问题，让自己检查。我在检查中只能谈一些抽象的原则问题。”何伟多年后回忆说，“但批判我检查不深刻、不具体，不能过关”。
后来，审查小组告诉何伟，他的具体错误有两条：一条是他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时，讲到两条腿走路要有前有后，不断交替才能前进，另外两条腿应该长短相当才能平稳前进。这篇文章被定为反对“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反对大跃进的罪证。另一条是何伟在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中提到人民公社应吸收原来农业合作社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如记工分，强调责任制，要精打细收等一些具体问题。这些观点被定为反对人民公社。
在被要求小组检查的那段时间里，何伟不准再给学生上课。“在当时那种高压下，我只好违心地进行检查。”何伟说。
多年以后，何伟还是不止一次地和女儿谈到过去的这些经历并当成“引以为耻的事”。
何伟对女儿坦承，自己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发言，不痛哭流涕的检讨是通不过的。何伟还告诉女儿，自己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围观过对于老（作者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的批斗，并且深以为耻。
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深入，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批判人的人也查出有问题，也成为批判对象，除少数不做工作的人，绝大多数党员都有“右”倾言论，彼此一样。
“于是开批判会，进行检查，都成了应付上边。大家心照不宣地在领导面前认真来演这场戏。”何伟后来回忆说。
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只不过是后来历次党内运动的“小试牛刀”，更多更猛烈的运动在等着何伟们，就连中国人民大学也在1970年被关闭停办了。早在停办之前，1969年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已经到了江西省余江县人大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何伟后来回忆，干校非常苦，还要搞运动，经济系的一位老教授就自杀了，“在揭批‘5·16’分子时，系里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又自杀了”。1973年等到人大师生从干校回北京后，也被切块解散，何伟等人星散四地。
很多年以后，何伟在自己的文章中讲述了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一些经历。1960年代初，孙冶方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从1962年至1964年，何伟任经济系两个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班主任，就请孙冶方给研究生讲社会主义经济专题，每次讲课何伟都组织人记录，以后整理打印。
在讲课中，孙冶方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牛鼻子”。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在“文革”开始前，有关部门组织的双周座谈会已经对孙冶方进行批判，还专门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资料室将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油印稿要了去，以供批判用。
“文革”开始后，孙冶方因这一观点首当其冲，被定为修正主义，中国的“利别尔曼”（作者注：前苏联经济学家，其核心思想是利润刺激，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上，鼓励企业接受计划，挖掘生产潜力），被关在监狱达7年之久。
2002年，是何伟从教50周年，学生们要给他办一个从教50年的纪念活动，他却自认“名不副实”。他在总结这50年的前25年时称，除了3年研究生学习外，其余22年间基本上是搞政治运动，教学放在了一个很从属的地位，“原指望经过系统学习《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在教学和科研中能做出一点儿成就，但频繁的政治运动使这一理想很难实现”。
人大另类“三剑客”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何伟重新回到了人大经济系。
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特别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了，“我们这些人如鱼得水，顿时活跃起来了”。当时，在深受苏联计划经济理论影响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里，何伟、宋养琰等人显得有些“另类”和格格不入。
1979年，何伟曾在《经济学动态》第3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提出：“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如果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三个阶段的话，那么，目前全世界还处在商品经济阶段。”
何伟认为，商品经济阶段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当时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无非是想说明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说明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客观性，以便排除阻挠，使发展商品经济成为大家的共识”。
“当时在用词上还是作了一些考虑，在提出发展三个阶段上用了‘如果’、‘可以’两个词，一是表示假设，一是表示允许，言下之意是除了马克思所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之外，是否还可以从经济发展上分为三个阶段。”何伟在《时代之差》一文中回忆。
何伟接着写道，正当我们还在争论要不要商品经济的时候，美国总统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感到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能力有所下降，考虑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的挑战应采取什么措施。
不过，即使何伟作了这样的假设，还是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批判者认为把现在的社会作为商品经济阶段，就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一直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这次全会的《决定》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应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社会化和现代化。至此，商品经济的提法才成为合法，这一争论才终告结束。
宋养琰记得，那时候，鼓吹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何伟、方生和他本人被称为“人大三剑客”，“我们的思想当时是最解放的，最早冲上改革开放前线的，提倡市场经济、股份制改造，实现现代企业制度的就是我们这些人。”
宋养琰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沉闷的学科，其中的理论、观点、数字、图表，活像僵硬的教条，禁锢人们的思维和言行，我们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充其量只不过是红色书本知识的传播者和政策的传声筒，改革开放把我们从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并推向社会，“从此，我们的思想活了，行为也活了，很多讲座、开会我们三个人都一起去。”
宋养琰激动不已。“当时，我们的活动范围急剧扩大了，不只限于校内，更多地是在校外；也不限于京城，而是远涉全国各地，包括城市和农村。”
他回忆，“在社会上，我们除了经常应邀参加政府、高校、企事业单位、学术界召开的各种会议外，还不时在全国一些知名报刊上发表自己关于改革开放的文章，宣传改革开放的观点和方针、政策，同时也发表一些有关经济理论、经济学和政论观点，并相应陆续出版了一些经济理论和改革著作等。”
何伟等人在校园外拥有了新的“舞台”，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大专院校、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热情邀请他们去咨询、辅导、讲课，有些单位还聘请他们去做客座或兼职教授、顾问等。宋养琰曾经计算了一下，一年之中，他们几个人大约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全国各地穿梭，除了咨询、辅导、讲课外，还要开会、参观和访问。
这些改革“闯将”在社会上“闯荡”的行为使得“我们所在的单位及其领导层有所不满或十分不满，甚至反对”。在宋养琰看来，这种不满或反对可能来自多方面的原因，主要还是认为我们的言行已经“离经叛道”。
“问题是我们到底离的是哪家之经和叛的什么之道？说到底，我们离的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之经，叛的是计划经济、空想社会主义之道。”宋养琰感叹，“说实在的，在我的大半生中，只有这时，我才真正开始觉察到自身的存在还有一点用处，或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价值。”
1982年春夏之交，宋养琰离开了中国人民大学，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次年，方生去深圳大学任副校长。“三剑客”中只剩下何伟一个人“孤独地”留在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直到1992年离休。
颇有些遗憾的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何伟一直没有被评上博士生导师。据何伟自己的说话，是因为在博士生导师评审组的会议上，有人认为其一贯反对国家所有制，不能当博士生导师。
何伟女儿后来辗转了解到，父亲没评上博士生导师还有更多的曲折，其中的内情更为复杂，先是学校没有上报，等到上报之后，又在评审组的会议上因为某些原因被卡住了，以至于这成了父亲一生永远的“遗憾”。
师生恋情深
在中国人民大学，何伟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教授“梦想”，也在这里找到了终身伴侣，同样是教授的高治宇女士。
在女儿看来，何伟与夫人高治宇的组合是师生恋的结缡，也是“交响乐”与“京戏”的一场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合奏。
高治宇，江苏江阴人，生于1918年，比何伟整整大8岁。高家在江阴虽是大家族，高治宇的家境却一般，幸运的是父亲非常宠爱她，很支持女儿读书求学。11岁时，高治宇就跑到无锡去读书，后来考取复旦大学并留校任教，主修财政学。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时，高治宇成为华东区支援人大建设的教师团赴人大任教，也是当时华东团25名年轻教师中的唯一女性。
在中国人民大学，她成为财政系本科生何伟的班主任。两人很快相恋并结合了，高治宇也就没有再返回复旦大学而留在了中国人民大学。
郝奇志回忆父母的婚姻生活说，“我觉得他们就不是一路人，我妈妈是旧社会大学科班出身，我爸爸是老革命；我妈妈听的是交响乐，看的是芭蕾舞，我爸爸听的是京戏；我妈妈能弹钢琴，我爸爸能拉胡琴；我妈妈比较洋气，我爸爸比较土气。”
这对看似不太合拍的“奇怪”组合恩爱生活了近50年。
“上个世纪80年代，父亲在社会上已经很有名气了，我曾经问过我妈妈，你那么漂亮，又是爸爸的老师，又那么有才华，你怎么选择这么一个土气又比你小的学生作为你的丈夫？”郝奇志回忆，“妈妈笑着说，人不能看外貌，得看才气，我就觉得你爸爸会有大发展的。”
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之后，何伟已经非常懂得欣赏交响乐了，“如果爸爸觉得某一方面的修养不够时，他会有意识地去学习、历练。”在女儿眼中，何伟是不断学习、永不满足的人。
同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高治宇还是丈夫学术上的帮手。何伟的很多文章都经过了她的手。
郝奇志清楚地记得，母亲最后一次住院时，她的书桌上还放着父亲的一篇文章，上面放着一个放大镜，“她在住院之前还在看爸爸的稿子，逐字逐句地看，每次看完后她就会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这是一对很有意思的夫妻。每一次何伟写完一篇文章后，都会自觉地放到妻子的书桌上，等候妻子的“发落”。在几十年的岁月里，高治宇花了大量精力帮助修改何伟的文章。“母亲看完文章后，有时候会说，‘你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很清楚’；有时候会说‘你这文章结构不好，逻辑有问题’，这就等于打回去了，爸爸非常尊重妈妈的意见，就会拿回去改，改完之后再给妈妈看。”郝奇志回忆，“每一次妈妈也会对我说，‘你爸爸这一次的文笔有了很大的提高。’”
何伟和夫人都是很要强的人，一心扑在了学术上。由于教研任务太重，又忙于写书，高治宇盲了右眼，只能继续依靠剩下的左眼工作。其撰写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一书曾在日本国际书展获得了优秀图书奖，被我国会计界泰斗杨纪琬教授誉为：“填补了高等院校会计学科建设的空白。”
1998年12月，高治宇因心力衰竭病逝，何伟“因此失去了亲密挚友、终身伴侣，几十年生活相濡以沫，突然离去，悲痛至极”。
之后，何伟亲自为夫人写了一篇祭文，其中的两句是：“举案齐眉贤助我，治家教子有遗风。”
教女儿独立思考
父亲去世后，郝奇志一直想找个时间去看一下正在各大影院上映中的英美合拍电影《安娜·卡列尼娜》。
郝奇志说，“我对这本小说和电影有特殊的感情，就缘于我的父亲。”
“我当时特别不理解的是，居然还有那么多的人同情她。我就问爸爸，这些人脑子是不是都有问题啊！”郝奇志回忆起和父亲交流这本小说时候的情形，“爸爸就问我，为什么这么理解呢？我就说，安娜是个荡妇。父亲就接着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你养了一只鸟，你对这只鸟照顾得无微不至，甚至还给它准备了一个金丝的鸟笼，你觉得这个鸟是喜欢呆在这个笼子里还是喜欢飞呢？’我说，鸟当然都喜欢飞，喜欢自由了！”
“那你把这只鸟关在鸟笼里幸福，还是应该还它自由呢？”何伟对女儿反问道。年轻的女儿颇有些机智地回答，如果这只鸟一直是家养的，还是放在笼子里比较好，放出去了它会死；如果它一直是野生的，你把它关在笼子里，它就会付出生命，就应该放它出去，给它自由。
“后者其实就是安娜。”何伟淡淡地说。
何伟告诉女儿，人的大脑得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不要长在别人的肩膀上，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国人吃的就是这个亏，当把自己的大脑放在别人的肩膀上，当那个人的大脑开始神经错乱时，你的神经就会跟着神经错乱。”何伟对女儿说。
一直以来，何伟希望女儿能够学点哲学，做一个善思的人。
从中学时代起，女儿最讨厌的课就是哲学课，并明确地向父亲表示不想学哲学。何伟却一直告诉女儿，你不学哲学，哲学也会跟着你。
有一次，何伟把女儿叫到身边说，今天我问你一个哲学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是共产党的专利？
平时根本不思考这类问题的女儿一下蒙了：如果回答是，那么共产党只要说他搞的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就可以了；如果回答不是，那就意味着任何党和政府都可以探索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将自己的国家引向共产主义。
第二天，女儿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何伟告诉女儿，你要记住，任何人不要随便地否定别人，也不要走到自己理论的悖论里去。随着女儿的成长，女儿早已知道父亲的答案。
在后来的多篇文章中，何伟引用了一段原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末，王震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访问英国。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失，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再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
“这表明，目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了。”何伟写道，“类似的话，列宁早就讲过，共产主义=苏维埃+电气化。一个是搞得不错，一个电气化。这两者都指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表明已达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只因政党、政权不是共产党，因而就不是共产主义。这样共产党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商标，共产主义社会就成为共产党的专利，这显然有背历史唯物主义。”
何伟还写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这种状况，并不见得是出自资产阶级的心愿，而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也照样起作用，生产力的发展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不认什么政党执政，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只要具备条件它就发挥作用。我想任何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真理。”
何伟一直很尊重子女自己的选择，不过，在大学的专业选择上，他却出乎意料地旗帜鲜明地反对女儿承继他的“衣钵”，理由是：“这里面的斗争残酷，你会无法承受。”
直到父亲去世之后，郝奇志还能够清晰地背诵当年父亲跟自己讲的那番话：“直立行走是从猿到人的关键一步，不过，第一只直立行走的猴子一定会被其他猴子咬死。”
“大概这就是改革者的下场。一直等到大家都站起来时，才想起原来被咬死的那个猴子是有贡献的。为了实现进化而作了一次飞跃，也作了一次牺牲。”何伟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我虽然没有被同类咬死，因为我不是领头人，但也遍体鳞伤。”
与学生形如父子
10月9日，何伟去世当晚，还有当年学生前往守灵，长跪不起。
用何伟的“关门弟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思远的话来说，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候的师生关系就是“父子关系”。
杨思远曾于1988年至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师承何伟，是何伟在中国人民大学带的最后一个研究生。杨思远进校的时候，何伟的另一个研究生都快毕业了。
杨思远读书的时候，师母还在世，他就经常去老师家吃饭，“打打牙祭”。何伟去哪开会，也总把杨思远带着，让他帮着报课题，送文件。
何伟也很关心杨思远的家庭情况。有一次，杨思远的父亲来北京，杨就带着父亲去看望何伟，聊完之后何伟还特地留他们父子在家里吃饭。当时杨的女朋友在河北石家庄工作，何伟就经常说，什么时候把女朋友带过来，到家里吃饭啊！
当然，在学业上，何伟对杨思远更是倾注了不少心力。杨思远回忆，当时因为只有他一个研究生，所以一些专业课的教学任务就放在何伟家里完成了，“一边讲一边可以翻书查资料，有些书可以直接借给我看。”
有一次授课讲到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这是斯大林就1951年11月苏共中央为审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未定稿而召开的经济问题讨论会的有关问题而写的一本书，写于1952年2-9月，也是斯大林的最后一本著作。
在这本书中，斯大林指出，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保留商品生产，但斯大林否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商品，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存在所有权的转移，所以不存在商品生产。斯大林还指出，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和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就一定要起作用。但斯大林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价值规律只对流通起调节作用，而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只有影响作用。
杨思远事先看了这本书，然后就去老师家讨论。在上课时，杨思远就陈述了一下斯大林在书中的基本观点，何伟听完就反问杨，你看了这本书，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杨一时语塞。
何伟告诉杨，这本书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部经典，“改革改什么？改革就是针对书里面的观点来的，首先叛的就是‘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只有消费资料才是商品’的经。”
“他接着说，‘你没有动脑子去想。’我就接话说，想也想了，但没有往深里想。他接着说，如果想了，‘你就是缺乏理论勇气，不敢打破理论经典。’”20多年后，杨思远对老师当年的话还记忆犹新。
何伟曾经总结建国后头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样板，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成为我们的一个普遍的口号。特别是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将苏联的实际经验理论化，苏联模式就成为公认的社会主义典型，其公式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
在当天的课上，何伟又将自己写的书借给杨看，并语重心长地跟学生说，“实际上，做研究就是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才可能有创新。”
为了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何伟还将自己1977年给刘少奇写的“翻案”文章给杨思远看，鼓励杨勇于创新。
1977年的一天，女儿带着新学期刚发下来的小学语文课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何伟什么书都爱读，当时就翻起女儿的课本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这一看不要紧，他看出了问题来了。女儿课本里面有一篇文章严厉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的政策。上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主持中央经济工作期间，为了克服“大跃进”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困难，提出了较为符合实际的经济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适度放宽国家对经济工作的统制。在具体政策上，他们主张在农村扩大自留地、发展集市贸易自由市场、主张工商企业自负盈亏，以及农业包产到户等政策，这些简称“三自一包”。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还没有召开，刘少奇并未被平反，小学课本也还在延续“文革”思维继续批判刘少奇。何伟坐不住了。他认为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是对的，是对人民有利的，所以他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后来《人民日报》就以《情况汇编》形式提供给上级领导参考。
“什么时候提倡商品经济，什么时候经济就繁荣，社会就发展，生活水平就提高。”何伟在文中说。
杨思远追忆这段经历时说了这么一句话：“看一个人，不在于看他的观点，而在于看他提这个观点的时代背景。”
杨思远毕业时，找工作遇到了一点小困难。何伟给深圳的一个国资公司写信，又给深圳大学写信，一共写了好多封信，到处帮助他解决工作问题。
和卓炯“不打不相识”
何伟去世前几天，口里念叨的是他的那些已经先他离去的挚友们。
10月7日，何伟去世前两天，好友、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珏去探望他。当时，他已经言而无声，只能通过女儿的“翻译”才能让来探望的人听明白。
他跟王珏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卓炯走了，熊映梧走了，现在我也要走了。”卓炯生前系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是中国最早（1961年）提出计划商品经济的学者，熊映梧生前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是生产力经济学的创建人之一。
与何伟一样，两人都是毕生为市场经济鼓与呼的著名经济学家，曾有“南卓炯，北熊映梧，中央何伟”的说法，中央是指何伟刚好在北京，南北之中的意思。
1986年冬天，中宣部通知何伟，请他到北京雅宝路空军招待所来，有事情相谈。何伟赶到后，熊映梧已经到了，稍等一会卓炯也来了。他们三个人就很奇怪，什么事情把他们三个人弄在一起。
第二天，中宣部政策研究室领导来了，把何伟三个人招到了一起，传达部领导的意见。政策研究室领导说，1984年党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这一论述，社会上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强调商品经济，有的认为是强调计划，还有的认为是大计划小自由的商品经济，由于人们认识很不一致，思想比较混乱，对商品经济也比较陌生，需要有一个正面的宣传，所以让他们三个人编写一个商品经济的宣传提纲，供全国干部学习用，要讲清什么是商品，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性、作用和意义。
何伟等三个人对此问题的很多看法是相同的，经过讨论，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由熊映梧执笔，大概用了三五天的时间就搞出来了。”
当时北京天气很冷，天气阴沉沉、灰蒙蒙的，整天见不到太阳。此时，中央正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家心情很沉重。
按照原来的规划，完稿后时任中宣部长朱厚泽要接见何伟他们三人并请他们吃饭。不过，等到完稿那天，车子接何伟三人去西便门龙华药膳饭庄，“原以为朱厚泽部长接见我们，到了之后说朱部长不能来”，由其他两位副部长代表他对我们表示感谢。
这份提纲最终并未发放下去供全国干部学习，夭折了。从那时起，一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前，商品经济成了一个“禁词”，只能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何伟主编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1987年第一期有一篇文章中小标题是“所有制和商品经济：生产力树上两朵并开的花”，这个事情也被人举报说，何伟将商品经济比喻成一朵“花”。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突破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定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正式确立成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卓炯和熊映梧是我国南北两位倡导商品经济的先行者，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和辛酸的代价，可是他们今天已作古，如果在天有灵，也可得到欣悦和安慰。”何伟后来在文章中写道。
说起何伟和卓炯的交往经历，是一段“不打不相识”的趣事。
何伟与卓炯原来并不相识。1981年下半年，何伟时任《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副主编，编辑部同事对何伟讲，广州经济学家卓炯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社会主义也存在剩余价值，应组织人对这一观点进行批判，并说这是主编的意见。当时何伟并没有看卓炯的文章，就找了两个年轻的同志来写批评文章，并在刊物上发表，不久就接到卓炯的回复文章。
何伟这才看到了卓炯的文章，并认为卓炯的观点言之有理。答辩文章很快就在自己任副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
到了1985年，在北京京丰宾馆召开纪念《经济研究》创刊30周年讨论会的当天早晨，何伟看到在院内草坪上有一个老者打太极拳，就问身旁的人，此人是谁。身旁的人告诉他，这是广州的卓炯同志。
这是何伟与卓炯的第一次见面，当时两人就谈到了发表争论文章之事，何伟表示有些误会，并向卓炯表示歉意。卓炯则表示，学术争论是正常现象，不需要道歉。
后来，两人又交换了一些看法，发现两人的许多看法是相同的，也才有了1986年的三人的那次通力合作。
那次合作过了没有多久，何伟就得知卓炯生病住院了，“当时还希望他早日康复出院，想不到这竟成了他最后在世的弥留”。不久噩耗传来，何伟非常悲痛，随即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在1987年9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也是我见到的在大报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悼念文章，后来卓老的夫人还来电话表示感谢。”
“卓老并没有以一贯正确者自居，也没有因为有时处于逆境而放弃自己的观点，随波逐流。对于不理解他的观点的人，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能及时吸收别人的长处，补充自己的不足。”卓炯去世后，何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道，“他从来不因自己的观点正确而教训人，也不因有人曲解他的意见而抱成见。他对待不同意见，总是严肃认真，在经过分析后，以平等的口气进行商榷和讨论，予以答复，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这是何伟对卓炯的评价，似乎也是他的自况之语。
倡导考研制度改革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何伟还是最早的一批考研辅导用书编写者。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考研热潮渐兴之时，好的考研辅导用书还是稀缺。当时，出版社就找到了何伟，先是编写政治理论用书，后来扩张到了英语用书，他挂名主编，组织其他人来编写，再后来开始办班讲课了。
何伟编写的考研系列用书曾远销大江南北，成为广大考研学生的应试“宝典”。
何伟去世后，还有一位新浪微博网友（@早晨从下午开始）这样写道：“何伟教授编的书在整个九十年代那是最权威的教辅呀，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部分，当时很多高校这门课都开得不好，或空洞不成系统，或陈旧跟不上时事。老先生主编的书不仅能辅导应试，许多理念和知识也让人受益匪浅。”
不过，渐渐地，何伟发现考研基础课的考试开始慢慢“变味”，“不能这么去学，再弄下去就会变成第二个高考了，学子就会变成考试的机器”。一旦感觉不对，何伟就要站出来写文章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0年初，他发表了《改革考研制度的建议》一文。在该文中，何伟提出的考研政治理论课的问题主要存在三个方面：一是考试内容太多，政治理论一门按大的分类至少有五个学科；二是有些内容跨度大，变化快；三是有许多课程是前几年学的，有些知识和内容不断发展。何伟认为，考研出题者为了尽量考虑覆盖面及考察考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大了选择题和材料题的分量，使考题难度加大。而选择题有的像猜谜一样进行押宝，有的需要死记；材料题不知从什么地方摘来一段一段的要求来回答，结果使考生花费了许多时间，用在了死记硬背上，对提高理论水平毫无意义。
“考研是培养专门人才，不是一般人才，也不是通才，应在专业上择优录取。政治理论课属于一般基础课，让考生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复习是得不偿失的，是一种浪费，应将主要精力用在最需要的专业上。”何伟认为，“想通过政治理论课来解决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人生观、世界观不是通过一次考试就能解决的。即使成绩好的考生也不见得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何伟还颇风趣地举例说，不应要求未来的物理学家或医生记住在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同共产党人相近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是谁（1998年理科第7题）。
在分析了考研存在的问题后，何伟建议，凡是本科毕业一旦取得政治理论课考试及格的，免于政治理论课考试，数学、外语也可以采取政治课的办法，“已经录取的考生对本专业的外文原版书和应用数学应熟练账务，凡是达不到此要求的研究生可以停学再修，保留学籍，达到标准后再进修。”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出版社的电话就立马打到了何伟家中，“质问”：“你怎么回事啊，你这么写，我们的书还怎么卖啊！”当时，主编何伟的名字还印刷在考研用书的封面上。
与何伟合作的编写者也找上门，何伟说，“我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不写了，不写了，从此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从此以后，爸爸真的就‘金盆洗手’不干了。”多年以后，女儿提起这段经历还是忍不住笑起来，“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老是干这样的事情。”
用女儿的话来说，父亲是一个不断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
何伟去世后，晚年与他相交甚密的原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副秘书长李小宁谈“何伟最大的人格特质”，说他是“从来不愿意给任何人添麻烦的人”。
李小宁举例说，他现在运营的四海昌信咨询中心的前身就是何伟创立的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何伟任总顾问。“现在中心各方面运营已经上轨道了，条件也好了，何老用个车什么的都可以解决了，但他从来不让我们用车去接他，出门都是骑自行车和打的。”李小宁说。
何伟80多岁还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他住的房子和女儿在人大的房子之间，成为小区和人大的一景。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用了“无私、无畏、无尘”六个字来形容他的这位相交30年的老同事、老朋友。
韩志国说，这是他对人给过的最高评价，“何伟的人格没有缺陷，没有瑕疵，他只是付出，人品超过了他的学问”。
郝奇志记得，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树青到北京大学任校长后，何伟曾把家人叫到一起，明令子女“不许和吴叔叔联系”，不许找他帮忙。
“吴叔叔”是何伟儿女对吴树青的称呼，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何伟和他就是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同事，住的房子也是楼上楼下，两家女儿还是从小到大的玩伴。后来，何伟的两个孩子就没再和吴联系过，以至于这次何伟临终前想见一下吴都一时没找到联系方式。
何伟与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负责人学术观点并不一致，但这也并不影响他对于这位负责人的尊重。
这位负责人曾经是何伟的老师，在后面的半个多世纪里，何伟对这位老师一直执弟子之礼，“生日的时候去祝寿，住院的时候去看望，去世的时候去悼念，只要老师有事，一定去”。
女儿后来问何伟，他和你观点不一致，你为什么要去啊？“他是我的老师。”何伟回答。
但在有些事情，何伟也有较真的“怪脾气”。
上个世纪80年代，一个在海南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早年毕业生给何伟写来一封信，信中说自己在海南目前发展得不错，感谢老师的教诲。何伟就给这位学生回了一封信，信的开头说这是你个人的努力，看见你发展得这么好，老师也感到很欣慰。
一般人会认为，师生之间通信到此为止就很好了。不过，何伟接着话锋一转，说，当年“文革”时，你打过某某某老师一嘴巴，现在你应该向他道歉。
事实上，这位老师和何伟的学术观点南辕北辙，甚至发生了多次指名道姓的论战。何伟写完这封信后，家里人都说你这多不合时宜啊，“学生和你联系是好事，你干吗要为人家讨个公道？”
后来，这位学生就再也没联系何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