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李稻葵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高调呼吁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一次与几年前的人民币的升值呼声大有不同，带有更加明显的政治意图。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点
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启动以来，已经出现了显著调整。人民币名义汇率对美元累计升值达到30%，对加元升值8.7%，对欧元升值16.7%，对英镑升值45.7%。如果考虑中美之间通货膨胀的差别，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对美元升值已超过40%。
当前，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均衡点。首先，必须明确均衡汇率的含义是什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经济学界以及政策界对均衡汇率有了新的认识。一般认为，判断一国汇率是否均衡最核心的指标是该国经常账户是否平衡，而不包括资本账户的平衡，因为资本账户的余额往往极大地受到国际金融市场以及其他大国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如欧债危机以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换言之，当今时代，不能要求汇率的上下浮动(从而达到“均衡”)去烫平资本账户大幅波动。在这一点上，国际上公认的宏观经济学权威、国际货币基金前副总裁斯坦利费舍尔讲得极其清楚。按照这一新的标准，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均衡。原因在于，由于中国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外贸余额已逐步走向平衡，外贸顺差已从2007年占GDP的7.5%降到了今年预计的2%以下，绝对数从3000多亿美元降到了今年预计的1500亿美元左右。经常账户的顺差从2007年的10%左右降到了今年的3%左右。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贸易顺差的下降以及经常账户顺差的下降，其背后的原因是根本性的，是可持续的，那就是中国经济自身结构的调整。其中包括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以出口为导向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包括制造业一线工人的名义工资增长速度达到20%以上，明显超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在这些因素的带动下，可以预计，中国经济的外贸顺差再经过一到两年的努力会逐渐消失，而经常账户的顺差也会因此下降到2%以下。
必须强调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外贸顺差与经常账户顺差的下降，事实上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再平衡作出的重大贡献，应成为其他许多经济体包括部分发达国家的榜样。美国等贸易逆差国的调整速度远远低于中国，德国等贸易顺差国的调整速度更是如此。
人民币汇率改革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调整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应该得到各方肯定，而不应成为国际社会少数人指责的对象。
特别令人不解的是，今年8月到12月初，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一场新的波动，国际上少数人士提高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调门，而现实却是在这波动中大部分国家的汇率，包括澳元、加元以及新兴市场的货币，如巴西的雷亚尔、印度的卢比、俄罗斯的卢布等，都对美元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人民币是惟一的持续对美元升值的货币，是全球金融动荡中巍然屹立的砥柱。比如，我们看到，2011年8月1日到2011年12月2日期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1.12%，对澳元升值8.61%，对加元升值7.49%，对欧元升值7.94%，对英镑升值5.78%。
事实上，国际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远比那些高调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政客们客观务实得多。随着人民币汇率体制的不断改革，海外外汇市场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减弱。2011年10月，海外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报价反映的1年后人民币升值-0.43%。相应的10月份新增外汇占款出现249亿元的负增长，这是2008年1月以来的首次。11月下旬以来，海外市场上的人民币贬值预期再度抬头，2011年11月28日海外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市场美元兑人民币1年期报价6.4081，相当于单日中间价6.3585高出496个基点，显示投资者预期1年后人民币对美元将贬值0.78%，当前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汇率。
可见，国际上个别人士在人民币问题上再继续重提旧调，要求大幅度升值是非常荒唐的。
国际社会对汇率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对于汇率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今年3月至9月，笔者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顾问，参加一个10人特别顾问小组的工作，该委员会旨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IMF对成员国宏观监测方面出现的问题。顾问委员会非常一致的意见就是，过去3年IMF对成员国的监测过分强调了汇率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一些极其重要的影响实体经济波动的因素。因此，未来的宏观经济监测应该更加强调资金的流动、强调金融部门的稳健、强调经济发展的平衡，而不应是汇率问题。事实上，在该小组讨论的过程中，笔者以及大部分成员认为，IMF不应公布他们针对各国的所谓均衡汇率的评估结果。IMF所谓的均衡汇率的评估，是通过3个模型得出的平均结果。事实上，这3个模型的方法都有巨大偏差，很难给出精确预测，评估结果会大大降低IMF的公信力。比如说IMF今年7月公布的结果，3个模型的计算结果认为人民币被低估3%、17%和23%。3%意味着基本均衡，17%是失衡，而23%则是比较严重的失衡。预测出现如此大的偏差，是无法指导实际经济决策的。
部分国家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主要受政治因素影响
西方政客们主要考虑的是本地的政治问题，汇率问题恰好是一个例证。那些叫喊汇率升值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大部分来自制造业企业受阻的地区，这些受阻的制造业企业往往把企业亏损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归咎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这完全与事实不符。事实上，美国全国制造业人口仅仅占美国全国就业人口的9%，而美国制造业的失业率是低于美国平均失业率的，为8%左右。因此，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做文章是不可能解决美国本土的就业问题的。美国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疾呼人民币升值。他开篇便说，“我知道这不是一个重大问题，相反，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由于美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虽然是很小的问题我也一定要讲。”既然美国经济学家都承认这是一个小问题，明眼的读者立刻明白，这是以美国的部分人士小问题来给中国制造一个大麻烦。作为克鲁格曼教授的同行和朋友，我感到不解和可悲。这些美国学者朋友们面对自己的经济问题，不去抓主要矛盾，不去对症下药，反而转而责怪他国，转嫁矛盾，这无益于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
对此，我们一方面应在学理上、在经济政策层面同西方有关人士讲清楚道理，据理力争；另一方面，要加快我们自身的改革，争取在未来一到两年之内比较彻底地解决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