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2日晨，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中国方面应对此做出战略性回应，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反感态度的表明。
首先应该看到，美国政界这次拿汇率牌说事，完全是在转嫁压力。今天美国经济动荡不安，深层次矛盾在于美国经济内部的慢性病：不断恶化的“贫富差距”，终于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后浮出了水面。21世纪初，美国政府为了抚平这一冲突，怂恿华尔街对穷人采取过于宽松的借贷条件，催生出本世纪由发达国家引发的最大金融泡沫。尽管今天民主党想通过医改和社会福利体系改革，以及金融监管措施的推进，来努力扭转这一局面，可是缺乏市场资源和干预经济的经验以及社会影响力的这一届美国政府，不得不被逼到需不惜代价寻找“替死鬼”的尴尬地步。
第二，美国参议院的“制裁共识”，虽缺乏经济学逻辑和经验支持，但顺应了今天需要工作、需要平等创造财富机会的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诉求。美方简单地把中美贸易失衡的规模换算成美国潜在的生产能力，从而推算出带来就业增长的比例；不顾中美之间发展阶段的不同、产业结构的差异和人均收入水平不同等客观因素对贸易失衡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却强行要求中国仅仅用汇率手段来调整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负起所谓“大国责任”，以此换来美国就业率的增长。这一自私的逻辑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经济学的规律而言，都站不住脚。
奥巴马如今放任美国全国大游行，试图逼共和党在对华汇率制裁议题上投反对票，以此来激化共和党和美国社会的利益冲突，从而为民主党继续保持政权奠定基础。这就要看共和党如何应对政治挑战了。如果共和党也拿不出让民众信任的改革方案，而不得不和民主党同流合污，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就确实需对这一“两败俱伤”的结果做好充分的事前准备。
1985年日本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美国当年所期待的日美贸易失衡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因日本贸易条件改善、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大幅增加。回过头来看美国当年经济上“损人又害己”的行为，唯一能从“合理”的政治视角来解释的，是美国确实挤走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日本病”的泥潭！
首先，我们自己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形成共识，那种简单依靠接受美国人民币升值诉求来修复中美关系，从而倒逼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观点，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十分有害的。事实上，今天我们在实体经济领域出现“钱荒”，在虚拟经济领域出现“钱流”的环境中，人民币大幅升值，非但不能扭转已经出现的“日本病”苗头，反而会加速中国经济陷入“日本病”泥潭的速度。
第二，中国今天要重视美国经济的复苏状况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美国经济还是这样一团糟地发展下去，那么，美国会动用自己的美元霸权地位，向市场投放更多流动性，这些资金会大量涌进人民币外汇市场，造成大量的外汇占款，从而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给美国找到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借口。所以，今天中国一定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G20的多边合作框架，建立救助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的辛迪加集团，去购买美国的产品和享受美国的服务，而不是像现在一味去增持美国国债，造成美元的泡沫，增加中国美元资产的市场风险。
第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应至少是在中国结构调整初步到位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其好处不言而喻：在没有陷入“日本病”泥潭的安全环境中，我们能有效释放货币政策的自主空间，大大减少外汇占款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为了这个安全的环境，不顾中国人消费能力受到发展阶段的约束，以为人民币升值能刺激消费，结果，就像这两年中国涨工资的效果一样，非但没有取得增加消费的明显效果，反而形成了资产泡沫。因为大多数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者行为一定是将自己收入的增长用在以储蓄和金融投资导向的支出上，而不是消费导向的支出上。
中国如今要做的事，是尽快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场，让它吸收金融领域过于集中的流动性，配置到能够给全民带来财富的实体经济中，从而尽快完成市场培育所需要的大众原始财富积累，使得随后而来的人民币汇率的全面市场化，能进一步改善中国经济运作的效率并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