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决策面临许多困难。一方面，通货膨胀压力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中小企业流动性全面紧张，同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财务困难日益加重。
深究起来，这些问题都与两年前政府全力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紧密相关。当初政府实行财政扩张，银行不计后果地发放贷款，成功保住了9%以上的GDP增长率。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带动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反弹甚至世界经济的复苏。
经济增长的成功与经济风险的恶化，根源在于中国的经济模式一方面是GDP至上，另一方面是政府控制大量经济资源。这个模式在过去创造了“中国奇迹”，但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风险，比如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等等。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通过大约十年的稳定增长来消化过去政策的一些后遗症，很难想象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要保障可持续增长，必须尽快告别“中国奇迹”。
但是，国际投资者的心态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开始发生变化。2010年年初，世界经济刚刚踉跄地走上复苏之路，一些投资者就已经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今天看来，这一担忧可能过于悲观，但投资者所关注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房价飙升之后早晚要发生回调；天量信贷之后可能出现不良贷款暴增；地方政府的巨额融资，也可能使得财政体系难以为继。
增长过于平稳并非好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自有其内在逻辑。改革以前经济增长缓慢，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也非常低。因此，改革以后强劲的经济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报复性的反弹。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特定的经济模式，对于促成高速增长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模式有许多特征，但核心是两条。
一是各级政府不遗余力地追求GDP增长，而且直接控制了大量经济资源，包括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这就是姚洋教授所称的“生产型政府”，因为GDP增长事关官员的升迁机会，导致地方长官像企业CEO一样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二是在改革期间推进非对称的市场化进程，在基本实现产品市场化的同时，保留了大量要素市场的政策扭曲，人为压低生产成本，增加生产利润，提高投资回报，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样的扭曲必定导致部分经济活动异常活跃，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也就难以避免。
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强劲的时候自然好说，一旦增长疲软，政府就会竭尽所能地刺激经济增长。单从这一点来判断，中国政府在全球危机期间的宏观政策是相当成功的，其非凡的政策执行能力可能还令其他国家的政府羡慕不已。
比如，全球危机期间中国银行(3.09,0.00,0.00%)拼命放贷，就十分值得担忧。它至少说明，国有银行多年来在外资银行的帮助下辛苦建立起来的风险控制体系，基本上就是个摆设。现在的通胀压力和地方投资项目的财务困难，其实都是当初大力“保增长”的后果。这次也许中国还有能力消化这些问题，但无法再经受几次类似的折腾。
然而，宏观经济政策固然要追求稳定，但以这种方式把经济波动都熨平了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经济下行就像感冒，身体不适但可以帮助杀毒。而中国政府就像中国的许多医生一样，动不动就用抗生素，虽然避免了短期的痛苦，但身体素质反而下降了。
进入常规发展阶段
尽管“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但究竟能否实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十一五”规划提出了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目标，最后却颗粒无收。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政府过于看重经济增长这样的短期目标。正因为此，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自2003年以来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有些学者认为，一些官员和国有企业合流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我更加关心的是，能否真正告别“中国奇迹”，步入“常规发展”阶段？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是要改变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尤其要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第二是要实现生产要素市场化的过程，消除对生产、投资和出口激励的扭曲，纠正经济结构的失衡。如果这两个方面的改变成功实现，那么中国经济就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常规发展阶段，也许增长速度会放慢一些，但质量会更高、结构会更平衡、增长也会更加持续。
第二个方面的改变十分关键。实际上，如果把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看成无市场经济，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至多也只是个半市场经济(产品市场已经形成，但要素市场还没有实现)。现在有必要实现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一步做起来难，但已经看到了希望。比如政府不断调整资源价格，并将利率市场化提上了议事日程。最近劳动工资大幅上升，也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促进收入分配的改善、消费的加速增长和地区经济的平衡。
第一个方面的改革可能更难。其实领导人早就意识到过度追求GDP的问题，过去也试图采取一系列校正措施，比如计算绿色GDP、强调民生的重要性，以及在一些重要政策如社会稳定和计划生育等方面采取一票否决制。但其效果不明显，特别是如果指标体系过于复杂，不但执行难，监督也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还是要靠增强民众在官员任命、升迁上的发言权。但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改变过度追求GDP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减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现在政府“保增长”，说是靠财政、货币政策，最后其实是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但一旦酿成问题，埋单的还是纳税人。换言之，官员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称，这非常不合理。国有企业可以存在，但其垄断地位必须打破。因此，即使单纯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来看，推进政治改革也已经迫在眉睫。
防范“中等收入”和
“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
如果不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结果会怎样？其实多年前温家宝总理已经对此给出了答案。他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举个例子，2003年，投资占GDP的比例约为38%，2010年更高达48%以上。如此高的投资率，显然会影响到投资回报率，最近一段时期各地高速公路和其他一些投资项目的现金流出现问题，其实并非偶然。经济结构需要适当的比例。这样的投资回报，自然难以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这样，中国面临的一个直接挑战，就是如何避免一些拉美国家曾经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起飞成功了，增长却很快停滞不前。拉美国家的问题是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经济缺乏创新能力等，这些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中国另外还要多出一个问题，就是资源浪费现象非常严重。政府集中大量资源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增长是保住了，但效率非常低，而且在资源和环境等方面还消耗掉了不少未来的增长机会。如此延续下去，中国经济的希望又在哪儿呢？
不过，凡事总有度。社会福利的好处是保障老百姓的安全感，但如果福利过多，经济就会缺乏活力。后一种情形在北欧国家司空见惯，但它们毕竟已经位列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中国在过去八年未见调整经济结构，在社会保障方面却下了不少功夫。尽管中国的福利体系还有待大举发展，但是，如果政府一味地为了讨好民众而承诺各种超出国家经济能力的福利措施，就有违经济发展的规律，最终可能拖垮经济。建立福利体系的原则应该是保障百姓的基本安全感，但是不影响经济的竞争力。
过去八年，中国在调整结构方面毫无进展。不过政府开始重视民生，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农村医疗保险还是城市养老保险，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这些措施十分必要，毕竟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收入增长尽管重要，但如果老百姓没有安全感，同样不会感到幸福。这也是我一向推崇政府采取措施保障老百姓享有“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的原因。
以工资政策为例。政府希望提高工资增加居民收入的愿望可以理解，但过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有可能让工资水平脱离市场经济的实际水平，并有可能伤害经济部门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要放弃单纯地追求GDP增长，也要防范过早地落入“中等收入”和“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