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经常项目顺差太大、收入越来越不平等、环境污染，以及对资源的消耗依赖过度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特征。换而言之，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主要靠什么？主要靠投资拉动、靠出口拉动、靠资源的消耗。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增长是很难持续的。比如：投资太多可能导致投资效率比较差，以及产能过剩，从而致使投资回报持续不下去，并影响经济增长。贸易顺差越来越大，意味着我们每年生产的产品当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卖到国外去了，这是在利用国际市场。但是过犹不及，在2007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到GDP的10.8%，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
问题是什么呢？第一，如果我们还要保持现在这样的高速增长，完全依赖外部市场会越来越难。因为外部经济增长速度比我们要低得多——我们的增速是10%，而全世界的增长不到5%。
因此说，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只有通过经济转型才能持续下去。原来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是在二战以后得以非常成功地起飞，尤其是在拉美，从人均300美元、500美元，升到4000美元、5000美元，但随后就遇到了继续上升的瓶颈，世界银行的报告把这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和风险？如果我们的经济转型不能走过来，下一步怎样起飞？再像过去这样靠投资、资源消耗，以及出口？显然很困难。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由原来所谓的小国经济变成了大国经济——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不是以人口或国土面积来衡量，而是一个国家的供求关系的变化会不会导致国际市场的变化。如果会有影响，就是大国经济，反之则是小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中，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这就是一个大国经济的表现。大国经济时，你做什么对其他国家经济就有影响，别的国家反应也比较大。所以，如果我们还像现在这样保持大额度顺差，持续高速增长、出口，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生产型政府”的纠结
回顾一下，过去几年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一方面经济增长很成功，而另外一方面结构性矛盾也很突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当然，这个解释有很多，其中一个跟政府的行为有关。一般来说，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的主要工作是提供所谓的公共服务、公共政策，维持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安定和公平，并不会自己去从事经济活动。而我们的政府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的政府基本上是花很多时间推动经济增长，GDP增长导向在政府的行为当中很明确。
林毅夫教授(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编者注)曾写文章说：中国新经济奇迹关键在什么地方？就在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然而，客观的看中国经济三十年的改革与市场化进程，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市场化是不均衡、不彻底的。产品市场基本上都放开了——除了最近通胀问题比较突出，发改委约谈比较多，但是一般来说都是由市场来决定。但资本市场大家清楚，汇率的干预、利率基本上由央行来确定，加上我们对信贷的决定，政府其实有很大的影响力。土地市场、资源价格，包括：水价、汽价、煤价、电价，实际上价格是普遍被压低的，而要素市场压低，其实就跟生产型政府这个观念有关系。
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姚阳教授把这样的政府行为称之为生产型政府。意思是，政府官员主要在从事推动经济增长，拉投资，搞经济活动，而不是简单地提供社会服务。这个激励扭曲在企业层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生产要素价格普遍地被低估了。
要素价格、生产成本压低了，其实相当于全国老百姓或者说这些要素的拥有者在变相补贴我们生产者、出口商和投资者。过去三十年，我们的生产利润可能被人为提高了，投资回报可能被人为夸大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可能被人为改善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如果没有这些要素市场的扭曲，中国经济就不会强劲发展，但是也可能不会那么强劲。这也许是我们过去经济增长为什么那么成功的原因。但是，结构性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因为变相补贴的生产和出口很活跃，但是收入不活跃。很多经济学家分析，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在过去十几年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消费实际上依然不足。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赶不上GDP的增长，你怎么可能说消费的增长可以赶得上GDP的增长？
重申市场机制的作用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关键的一点是要改变激励机制，在政府的层面能不能转变过去单纯的考核GDP的做法。政府如果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经济结构、增长的质量、名声、社会稳定，以及公益，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就很有条件。把在企业层面的这个扭曲消除，应该是比较有信心的，现在政府已经在调整各种资源的架构，特别是最近发改委约谈了很多不同行业，有一些产品、消费品价格都不让涨，这个调整是非常必要的，消除要素资源价格的扭曲，对于纠正我们经济结构的扭曲是非常关键的，我相信还会做下去。
另外，现在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很根本性的。劳动力从严重过剩到短缺，这个拐点有没有到？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已经很接近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工资上升很普遍，雇人越来越困难，这里头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工资上升带来了一些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挑战，比如通胀压力比较高。但也有非常正面的作用，那就是帮助部分解决了结构型的矛盾。比如：工资上升时，首先收入分配就有所改善，因为过去收入分配的矛盾这么大，实际上是穷人得钱少，富人得钱多，而工资的上升对老百姓的收入改善是很大的。实际上，消费已经开始上升。过去十几年消费占GDP一直在下降，直到2009年到2010年消费一直在上升。
十二五规划里头也提到要实现利率市场化和汇率的更加灵活，这两条对于调整我们的资源经济市场结构也是很重要的。过去的调整，比如说投资过度的问题，政府是不是对投资过度的问题很关注？是不是一直在积极地调整？显然是的，问题是过去除了激励机制扭曲以外，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在于过去的调整主要是依赖行政手段。
最后一点，地区经济发展平衡的问题。政府过去说西部开发了、中部崛起了，以及东北振兴了等等，做了很多，有一定的效果，但不是很明显。现在大家看到了，春节一过，上海和重庆争民工。为什么？生产成本上升以后，很多厂家都到内陆地区去了，这些变化在今后五年会使得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这个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意味着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面对一个重大转折，这个转折就是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
经济结构转型的契机
经济转型成功的话，我们经济会发生比较大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对企业和个人投资都会有重大的影响。
第一是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有所放慢。
第二是通胀压力可能会有所上升。不可能再像过去十年那样，平均CPI只是1.5%。生产要素和价格普遍调整，通胀压力会越来越高，这个问题不得不面对。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也只是说过去10%，以后慢慢回调到7%～8%，或者更低一些。
第三是收入分配会变得相对有所改善。因为如果工资水平和要素价格普遍上升，包括存款利率上升，其实对老百姓收入有改善的，这个是正面的变化。
第四个变化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产业升级换代会变得越来越快。过去三十年我们不管生产什么，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主要是劳动力型的产品，低端产品，生产出来就能卖钱，这种情况以后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做投资也好，做企业也好，今天能做得很成功的产品，明天不一定还有市场。成本上升给每个企业的压力都会很大，很多企业会倒下去，最后那些成功的企业，就是能不断往上走的企业。
第五个变化就是今后一段时间，随着要素市场扭曲的消失，经济发展方式正常化，会使得我们的经济周期变得越来越突出。过去经济周期存在，但并不很明显，高的时候12%增长，低的时候8%增长，以后周期则会更突出。不过这其实不是坏事，因为高的时候大家都进入，低的时候一部分效率比较低的项目可能就被挤出去了，这对于改善经济长期增长的质量和保持可持续性有很大的帮助。
中国经济三十年高速增长的奇迹以后，其实面临一个非常重大的关节点，这个关节点以后，增长方式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是比较漫长的，但是这个转变的发生对于我们经济当中的所有成员，包括机构、个人都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