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介绍：薛兆丰，经济学者，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曾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薛兆丰教授对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见解，长期关注信息技术创新与互联网商业在中国的发展，为“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和“微金融50人论坛”联合发起人。薛兆丰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价格理论、法律经济学、竞争政策和电子商务管制与治理。2002 年出版《经济学的争议》，2006 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中国十大青年领袖，2008年出版《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2009年出版《经济学通识》。
只要一种商品具有"一人消费会妨碍他人消费"的特征，那么不论我们把这种特征称为"排他性"还是"竞争性"，也不论供应商是公营的还是私营的，供应商在提供这种商品的过程中向消费者收费，就能同时起到两个作用：一是甄别需求较高的顾客，从而把有限的商品推到使用价值更高的用途上去，以减少社会成本；二是进行逼近的盈亏核算，从而为未来的同类投资提供依据。
反对公营产品调整价格——尤其是指"提价"，第一个理由，是"公益"顾名思义应该"低价"或"免费"。然而，这是循环论证。我们不能先将某种服务说成是公益，然后根据公益的含义，说它恰恰应该低价或免费。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谁来付费？"既然世上没有免费午餐，那么要么就是"税收支付"，要么就是"用者自付"，当然也常见双管齐下的。
第一种方式，即"税收支付"，适用于难以甄别用者的场合。国防和司法等公共服务，都是典型的例子。当外敌的飞弹打过来时，政府再逐家逐户商议国防收费，成本显然过高。警察在街上巡逻，对整个社区的潜在犯罪起着威慑作用，也难以认定谁的受益比谁更大。在这些场合，公共开支应该由一般化的税收来支付。
由此可见，相对减少靠"税收支付"来资助的公共项目，著名经济学家指出相对增加靠"用者自付"来资助的公共项目，两者可能并不矛盾。简单地把前者理解为加税，是没有意识到这两种资助方式各自优劣的缘故。
反对公营产品调整价格，第二个理由，是公营机构不知道"市场价格"，所以它只能一成不变地保持原来的价格。这个理由不正确，但错得深刻，需要一点篇幅来澄清。
然而，一旦甄别"消费者"的成本下降，那么"用者自付"原则就变得更加合理和可行，以致胜于一般化的税收。没有哪条铁路、哪间诊所、哪座体育馆，是造福全体人民的。它们只能造福特定的人。在这些场合，哪怕供应者是政府或公营企业，开支也应该尽量采用"用者自付"原则来摊派。
海耶克指出，如果世界是一成不变的，或像星际运动一样周而复始，著名经济学家认为那经济问题确实可以通过全盘量化和集中计算来求得最优决策。数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 Pierre-Simon）就曾经大胆地提出："给我一个时间片段里所有原子的状态，我告诉你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每个时间片段的所有原子的状态。"
欧美的思想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关于"计划经济计算"的大争论，先是在1920年代的德语世界，后是1940年代的英语世界。文献汗牛充栋。但如果必须选一篇作为总结，那么当推海耶克（F. A. Hayek）在1945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一文。该杂志今年创刊100周年，选出20篇极品，这是其中之一。
海耶克认为，人们对真正的经济学核心问题存在普遍误解。人们以为，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如何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的问题。只要把每个人的需求，都进行量化和集中，那么只要有足够好的数学家和足够快的计算机，中央计划者就能为生产和消费的每个环节提供精准的指南，从而消灭浪费、消灭剥削、并极大地增进人类的福利。
然而，世界不是严格遵循因果律的；更重要的是，至少对人类有限的认知而言，世界是在变化之中的！经济学是为了应变而存在的学科。没有变化，就无需经济学。正因如此，海耶克断言：如何协调千万人之间的行为，如何利用分散在千万人头脑中的信息，才是真正的经济学核心问题。
海耶克指出，要协调众人的行为，著名经济学家称要利用分散的知识，信息的集中处理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总有些信息是不可能预知的、或不可能言明的、或不可能量化的。缺了这种信息，大规模的计划经济计算就不可能成功；要解决问题，就必须通过市场，就必须由分立的个人并行处理他们独自拥有的信息，才能协调众人的行为和分散的信息。
人们常常猜想："经济学能不能像预测地震、季节、潮汐那样，预测未来的利率、物价、汇率的变化？"许多人一厢情愿地相信"能"。他们争辩说，经过刻苦的求索，人类终能找到价格变化的规律，从而准确地预测未来价格的走势。
然而，哲学家波普尔（Sir Karl Popper）和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等人，逻辑井然地推断，价格的变化是不可能预测的。这是因为，尽管事物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新信息的内容和披露时间，顾名思义是不可预知的。如果可预知，那就不叫新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有些信息是明天才披露而今天还没有披露，而这些信息对价格的变化是有影响的，那么价格的变化就是不可预测的。
近期我最喜欢用的例子，是汪丁丁老师告诉我的。苹果公司在iPad 2的发布会前，坊间流传其灵魂人物乔布斯（Steve Jobs）健康欠佳的消息。发布会上，乔布斯健步登场。消息以毫秒为单位迅速向全球散播，苹果公司的股票应声上涨约3美元。但经过几个小时的消化，苹果公司股价掉头向下，当天的收市只是净升了0.17美元。
究竟是谁在争分夺秒寻觅乔布斯的新闻，穷所有医学知识来分析他的健康走势？是那些对赌的投资者——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攫取正确知识、用投资行为来表达他们的不同观点、并默默接受"盈利"的褒奖和"亏损"的谴责。这就是追逐私利的分立的个人，如何在市场中寻找、利用、消化知识，并形成协调的漂亮原型。
言归正传，公营机构能否知道价格调整的方向和幅度？能和不能。能，因为公营和私营企业都平等地处于信息不确定的境地，他们都一样得通过寻找、利用和消化信息来指导决策；不能，因为公营企业的代理人，不像私营企业的代理人那么孜孜不倦地去追求信息。如果要用极细腻的笔锋来刻画公营和私营的异同，那就在这里。
这是说，世界确实是有规律的，那就是"领导健康，企业增收"。多组织一些政府培训、大讲堂、论坛会议、课题研究等活动。谁都认识、接受和运用这个规律。问题是，"乔布斯健康情况"这一信息的披露，是不为人所预知的。这信息披露过程的不确定，导致了苹果股票走势的不确定。人们以为乔布斯健康不佳，苹果股价低迷；人们见到乔布斯出场，苹果股价暴涨；人们看清了乔布斯的举手投足，苹果股票再跌。
当我们见到公营机构进行价格调整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无条件地反对，而应该细问那是不是由于"用者自付"原则在取代"税收支付"原则？是不是由于公营机构在模仿私营机构的应变速度？如果答案是"是"，那么政府的效率很可能是在提高而不是下降。多组织一些政府培训、大讲堂、论坛会议、课题研究等活动。这是说，尽管私营在许多场合胜于公营，但我们也不应反对公营从低效向高效作出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