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企业家”辈出的时代。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人人都可以把自己称为“企业家”的时代。一些人即使不是企业家，也认为自己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可以说是一个用来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关键词。
但是，近来人们发现一些中国的企业缺少那些掌握核心技术、符合人们期望的企业家，更缺乏人们一直挂在口头上的“企业家精神”。
无论是企业还是企业家精神，关键在于企业家。为什么说中国鲜有企业家？这需要先来看看所谓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基本特征。经验地看，人们不难观察到中国企业家群体中至少存在如下特征：
第一，以钱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和企业的成功。如果企业除了钱没有其他目的，那么企业就很少能够找到格局，因为光是钱很难撑起企业的格局。
第二，大多数企业集中在几个最赚钱、能赚快钱的行业，例如早期的煤炭产业和很长时间以来的房地产行业。更有一些企业脱离自己本来的行业而转入能赚快钱的行业。
第三，“跟风”现象严重。哪个地方可以赚钱了，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向下竞争，大量企业没有自身持之以恒的探索和追求。
第四，依靠市场简单的、无限的扩张赚取微薄的利润，产品的附加值很低。
第五，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到了中年，在企业碰到瓶颈的时候就成为单纯的消费者，有了钱就进行大量的个人消费，缺乏进取心。
第六，大多数企业进行的是简单再生产，经不起折腾，企业“出生率”高，“死亡率”也同样高。
如果这些是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特征，那么这个群体充其量也只是商人。商人和企业家有关联。“商人”的范畴要比“企业家”广，但并不是所有商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都具有企业家精神。商人一直被定义为“以别人产生的商品或服务进行贸易，从而赚取利润的人”，也被称为生意人。中国传统上有“士农工商”“四民”，工、商是两个不同的阶层。“工”指的是“工匠”，有技术含量。自近代以来，较之“商”，“工”更靠近“企业家”。
在传统中国，商业的崛起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有关。商人作为独立的职业，也是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所产生的结果。不过，传统上商人的社会地位极低，处于“士农工商”社会结构的最低端。由于人口众多，历代统治者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商人成为统治者眼中的末业。“重农抑商”是历代皇朝的基本国策，统治者都或多或少有打压商人的政策。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韩非子在《五蠹》中就把商人看作是社会的蛀虫。汉高祖曾发过一道禁令，规定商人必须纳重税，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骑马，子子孙孙都不得做官。汉武帝发令，商人不论登记与否，一律课重税。不许商人和家属拥有土地，违者土地没收，并充当奴隶。隋唐科举制明确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宋朝只允许商人中有“奇才异行者”应举。不过，官方的这些政策实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商人的生活是有争议的。尽管商人在官方的眼中地位不高，但商人较之其他两个阶层（即农、工）更容易赚钱和积累财富，商人的经济地位实际上远比农、工高。即使在政治上，很多朝代对商人也是采取“招安”政策，鼓励商人购置土地、容许和鼓励商人的下一代考功名。不过，历代皇朝的确有效遏止了中国社会发展成为商业社会。
以“企业家精神”区分商人和企业家
近代以来，商业已不局限于贩运和零售的运作状态，而是渗透进各个行业。因为整个社会都在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本状态，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不过，中国的商人并没有从传统的“低端”文化中解放出来，这个群体的行为仍然停留在传统模式，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群体并没有把自己提升成为企业家。
这和西方社会构成了明显的对照。西方社会没有类似中国“四民”的区分，商人的地位历来就比较高。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诸多变化中，商人历来就是主角。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并不存在中央集权，而是产生了众多的城市，而城市的主体便是商人。即使在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之后，商人仍然是政治主体。因此，马克思认为当时的西方国家仅仅是资本的“代理人”。
西方近代以来经济领域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很多商人转变成为企业家。一般说来，企业家被视为能够自己创立并运营企业的人。企业家对整个企业承担责任，并为企业长远利益着想谋划。一个人如果接手前任所拥有的事业，并且做法不具创新、突破或者变革的特点，就不符合企业的原来“创立”的意义，也就不会被视为“企业家”。如果企业传承给接班人或者第二代，而在发展方面展现求变，模式与上一代有显著不同，那么此接班人或第二代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家”。
所以说，尽管在人们的概念中“商人”和“企业家”不那么容易区分开来，但人们也很清楚，不是每一位经商、从商或者有频繁商业行为的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把“商人”和“企业家”区分开来的就是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讨论的“企业家精神”。
历史地看，“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也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和西方国家近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密切相关。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赛伊认为，企业家就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种生产要素，企业家承担着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率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给生产过程提供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企业家”定义最为经典。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毁灭性创新”，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
他归纳了实现经济要素新组合（也就是创新）的五种情况：第一，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某种新的特性；第二，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这种方法是在经验上尚未通过鉴定的；第三，开辟一个新市场；第四，取得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第五，实现一种新的产业组织。
和熊彼特一样，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就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
“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
如果人们把社会对“商人”和对“企业家”的看法做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企业家”的一些本质特征，即冒险家和创新者。因此，在经济学里面，企业家更多的是代表一种素质，而不是一种身份和职务。
在西方，诚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宗教革新所产生的“新教伦理”解释了企业家赚钱的合理性。企业家不仅无需对赚钱负有“罪”的感觉，更进一步具有了使命感。他们的使命是改变世界，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企业家不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成败；有了钱就要追求自己的使命，钱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追求自己使命的工具和手段。
从上述观点来看，当下人们频繁讨论的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反而是次要的，主要是要企业家去照顾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家对社会的一种责任，但这种责任也是为了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而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无疑，企业界也涌现出不少企业家。但和西方比较，中国的企业家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大多企业侧重于现有技术的应用，而非创造新的技术；其次，企业家侧重于内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外部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所有这些的目标都是为了赚钱，赚更快、更多的钱。结果，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少而又少。总体上，因为一些企业家缺乏强烈的使命感，企业难以提升自己，尤其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企业家自身也不能得到提升，仍然维持在“唯利是图”的商人水平。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但主导商人的文化有没有变化？答案是显然的：变化并不大；即使有变化，也是表象上的。直到今天，商人仍然是商人，真正的企业家仍然鲜有。
这种“恒定不变”状态的因素既有个体层面的因素，也有制度层面的因素。在个体层面，许多企业家仍然只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它们没有公共目标，对社会和国家也没有多少使命感。简单地说，企业家缺少格局。有人说，中国的商人赚再多的钱也仍然是“穷人”，这并非没有任何道理。
制度层面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产权保护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失，遏制了企业家精神的产生。
不管如何，在企业家仍然鲜少的情况下，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依然面临瓶颈。如何在文化和制度层面为企业家群体的产生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仍然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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