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在第二届上海国际金融
论坛上发表对
经济政策研究的思考，围绕“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间的差异”“当前政策研究中的问题分析”和“企业家怎么看经济学家”三方面进行探讨。
以下是现场实录节选：
一、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三者间的差异
今天，我想讲讲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政策操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讲经济政策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经济理论指什么？指基于一定的假设条件，对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抽象概念，把概念形成知识的体系，进行逻辑的演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等等各种经济学流派理论，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理论。尽管各种理论不尽相同，但分别都是自圆其说的一套理论体系，是概念的演绎、逻辑的自洽。当然有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如供需问题、市场问题、分工问题，大家都有共识，不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普适性的。
经济政策指什么？是意味着一个主权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经济秩序作出的制度约束，即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每一项制度约束的制定者，其主观上背后可能都受这样和那样的理论学说的支撑，但是它本身不是理论。我们说供给侧改革，这个说法体现的是政策措施，有具体制度性要求的内容。但这个提法出来以后，大学的教授、社会上的学者，纷纷对供给侧进改革行各种各样的理论解说，有里根的供给学派，也有我们自己解释的新供给理论等。
所以我说政策制度和理论不是一回事，尽管政策制度背后往往受制定者脑子中这样和那样理论的影响和支配，但政策是结合了一个国家一定市场条件下作出的制度规范，是把抽象理论时舍去的具体情况，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候又放进去进行的思考和选择。政策往往不具有普适性。
政策操作是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政策制度实际执行中的现象、现状。相对于理论而言，谈不上是严格的思维活动，它是实际活动的表现。一项好的经济政策制度，由于受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因素影响，同样有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落实。对于这点，我想大家是赞同的。基于对上述概念认识的基础，我认为我不是经济学家，起码不是纯理论经济学家。我一辈子一直从事的是经济金融政策制度的研究，可以叫政策经济学家、应用经济学家。作为经济政策研究者，不管你是来自何方，最后都要看你在献计献策方面的功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功力。
搞政策研究的，了解以上三者的差异很重要。一是要清楚地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的落脚点是什么？一周前我在上海出席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发言，我很清楚我是通过分析，最后重点在讲政策建议，在讲制度、政策应该怎么调整，而不是讲理论，不是在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至于背后是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新古典理论，还是凯恩斯理论，没有直接的关系。
二是如果落脚点在中国经济的政策制度研究上，那么需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与特征是什么？与他国有什么不同？实际执行力又是什么情况？譬如，面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逆周期调控是必然的。对于融资难问题，央行其实是放松了银根。上面非常重视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有的基层银行是怎么做的呢？现在他们也积极给中小企业贷款，但给的往往是好的中小企业，而这些好企业并不需要贷款，或者说不需要那么多贷款，怎么办？银行就说你拿着吧，企业还不敢不拿，否则以后还要不要跟银行打交道？民营企业拿了贷款以后没有用，自己又去放贷给别人了，这是融资难的问题。
就解决融资贵的角度说，银行的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4.35%，有的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利率降到3.5%，统计报表汇总到北京一看很漂亮，贷款利率降低了。实际上银行给民营企业贷款后，要求你不能乱用，你必须反过来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或者告诉你，你拿了我的贷款，必须买某个地方发的理财产品，当然利率肯定是高于3.5%。对民营企业来说也无所谓，反正白赚了一点利息，捞到了好处。对银行来说走了一圈账，完成了上级任务，降低了利率。其实一切都没变，但银行企业两相其美，何乐而不为。这样的现象尽管不是普遍现象，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什么？是政策制定错了？还是说执行中出了问题？
由此启发我们，中国在整个体制转轨时既讲市场机制又讲行政干预机制，两者的最佳搭配体现在某一项具体政策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需要另外有什么样的制度做补充等等，这是搞政策研究需要下的苦功夫，是真本事。现实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看几本书能搞懂的。中国这么大，如果落脚点是研究中国的政策，你必须要了解中国长得什么样，是什么状况。
三是改革开放的主体方向是
市场化、全球化，4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渐进改革的策略，是兼顾了稳定、发展、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落实到政策研究层面，背后又没有动态演化的现成理论可作参考。流行的多是各种均衡理论及其衍生的周期理论、危机理论，对我国复杂的渐进改革策略都不能做出很好的理论解释。当然经济学界有动态演化理论，但这个又不被主流所承认。那么我们做政策研究的，应该怎么做？
我曾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年轻，血气方刚、热血沸腾，出谋划策搞改革，一心想把西方市场机制的东西搬过来。但搞中国的现实政策研究，最忌讳的是用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度中的指标、比例、数据，简单地套用到中国。
比方有人说，美国间接融资比例多少，直接融资比例多少，他们这样，我们也要这样。那你怎么干？怎么样在短期内把直接融资譬如干到60%或70%？中国为什么一下子干不过去？什么原因？是金融的原因？市场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是需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去研究。
二、当前政策研究中的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伟大的成绩。14亿人口，连续40年，年均9.5%的GDP增长，确实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是西方经济学家也一直在说的判断，这个奇迹已经改变和正在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国的成绩确实是历史性的，但是同时中国又处在“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危和机同生并存”的时期。那么对政策研究者来说，必须对该时期的经济事实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准确的把握。危和机并生，“机”往往好理解，说的也很多，“危”到底怎么理解？这涉及到对这几年经济基本走势的正确把握。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2018年到2020年三年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重大任务时指出，要重点打好三大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三大攻坚战简单讲，一是防污染，二是脱贫，三是防风险。
我一直在宣传，三大问题，第一是污染，污染是讲什么问题，是讲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经济领域的工作，当然治污染要花钱，又涉及GDP的增速，但就本身而言，不是
经济工作本身。第二是脱贫，3000万人贫困问题要解决，也会涉及到资金，但严格讲，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是社会学的问题。第三个，中国经济领域的事太多了，为何唯独说要防控重大风险是攻坚战？这是2017年10月讲的，但是当时社会上不敏感，媒体也没有突出报道。到年底的2017年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一次明确地指出，“防控重大风险，就是防控金融风险”。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是高度的重视，提法是史无前例的。三大任务如果没有完成好，涉及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得不到人民的认可，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进入2019年，矛盾还是这些矛盾。我认为，2018年的经济工作，第一个维度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新旧动能转化，稳定经济增长，第二个维度就是慢慢释放风险，同时守住风险底线，简单讲就是要抓好稳增长和防风险这一主要矛盾。进入2019今年，形势发展会怎么样？内在趋势性的发展逻辑仍然没变。宏观与微观的变化，使得2019年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面对这个背景，对我们的政策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
1、在宏观上首先毫无疑问必须稳住，必须在容忍经济增速有所下行时也要稳住，稳住就是要防止断崖式的下跌。为此必须采取鲜明的逆周期调控，松货币、松财政。但是当前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在下降，怎么松？松多少？松不到位意味着什么？松过头了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分寸怎么掌握？具体如何看M2、信贷、社会融资总量这三项指标？又如何处理好这些指标与汇率、外储的关系？
2、面对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动力不足，
房地产投资又不敢轻易放松，那么补公共产品的投资短板，是当前稳经济的重要良策。但是政府的公共投资效率在下降，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又很突出，地方债务风险怎么防？这一切基层地方政府可以不考虑，但搞宏观政策研究的，这种“狗抓耗子”的事该管还必须要管。
3、当前稳经济是必须的，货币总量的松政策怎么和释放部分风险，守住底线的要求相结合，应该出台怎么样的具体政策？
4、中央提出的“六稳”就是稳就业、稳金融、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这是去年年中提出，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一次提出。这是对经济工作的全面要求。
六稳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我在上海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发言时说，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预期看，不成问题，这是从纯经济逻辑分析。因为讲增长理论，需要讲增长的供与需因素。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说明我们经济增长有资金。40年改革开放的积累，我们又积累了巨大的人力资本，包括庞大的民工队伍的技能，再加上潜在的制度改革红利，这三项因素构成了中国长期增长的供给潜力。
有供给没有需求不行。从需求因素看，中国已经是一个第二大世界消费大国，中产阶层有3亿人口，并还在扩展，说明有大量的消费需求。而且消费在升级，到日本“买马桶盖”、体检消费等等，说明中国的消费潜力又很大。中国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严重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从长三角、珠三角往中国西部走，发展需求很大。另外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需逐步缩小。这两大差距决定了中国还有很大的内需市场。供给和需求因素相加，中国经济长期不成问题。
现在的关键是短期有问题，但长期是由短期连接起来的。短期问题不解决，泡沫没有破，风险又在慢慢释放，与此同时外部压力在加大，经济进一步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六稳，非常重要。问题是，六稳之间的逻辑是什么？我曾说，稳就业、稳金融，取决于实体经济中的稳外贸、稳投资、稳外资。外贸、外资、投资不稳，自然就业就稳不住。外贸、外资，投资减少，曾经签的这么多的合同契约不能履约，不能继续维持，一大批企业的资金链将中断，从而金融体系就稳不住。
但是要稳住外贸、外资和投资，必须针对我刚才说的形成2019年新的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的原因，对症下药，即针对宏观调控效应边际下降，微观活力明显不足的情况，立刻采取短期内能立竿见影的调整政策。否则，老声常谈书本知识，就不足以稳市场、稳民心，进而不足以稳大局，守底线。
三、企业家怎么看经济学家？
马云最近在浙商上海论坛上讲，“90%的人在埋怨
宏观经济，但是90%倒下去的企业跟宏观经济无关”。马云还讲，“我们公司做的最好的时候，是我关心世界的时候，当我关心我们自己，公司的形势就好起来”。我还记得马云还曾讲过很多很精彩的话，譬如：企业家不能完全听信经济学家的。假如企业家去听经济学家的话，一半就死掉了。这些话具体在哪里讲，我没查到，但我总的感觉，马云的讲话很生动、很实在，也很智慧、很哲理。我以前每次对企业家讲课或发言，讲到最后我也常说此类的话，即我以上讲的很多，你们不一定完全听我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宏观是宏观，微观是微观，微观是你要做自己的事。为什么这么说，下面讲两点意见。
1、讲宏观经济是讲总体、讲趋势、讲原则，讲得比较抽象，而且讲的内容是单一的经济领域。但是微观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小宏观”，微观不能讲得太抽象，必须要具体。什么叫“小宏观”？就是要讲内部的
组织架构，讲人的激励与管理，讲财务与投资，讲产品与技术，讲市场与营销，有时候还要讲与政治的关系，讲与主管部门和官员的关系。企业和宏观不一样，哪个环节处理不好，都会影响赚钱。
2、宏观即使有时讲产业结构调整，讲产品升级换代，我经常讲，这与微观企业有关系，有时候关系也不大，不要太在乎。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么大，全国的GDP到2018年要达88万亿，快90万亿了。你想想，一般一个普通的微观企业产值是多少？几千万？一个亿？就算你十个亿，也仅仅占全国GDP的9万分之一，很小、很少。这么大的国家，由14亿人口的吃穿住行构成的，各行各业近三千万家企业，不要说朝阳产业，就算是夕阳产业，你只要在同行中做好“小宏观”，有明显的竞争力，照样可以赚钱，不用太在乎我们讲的那些东西。
所以我认为，企业要“低头拉车”又要“抬头看路”，要了解形势、看清趋势。但是最好是“三步一抬头”，“五步一抬头”，不要老抬头，不必老参加各种各样的宏观经济论坛，做企业的要有做企业的定力，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小宏观”内容上。像马云讲的，“大道理要懂，做企业家的还要回到本身，多想想自己的小道理。”我认为说得对，要各有分工，大道理让经济学家去研究，小道理你自己要管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