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来自美国的
金融危机对包括中国
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2007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从10%以上下降到了7%以下。在中国经济孕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过程中，如何完善和深化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再次成为重要议题。
然而，金融一方面能够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也能伤害实体经济。比如10年前的金融危机，就导致了实体经济的重挫。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指出，在实体经济改革不到位时，金融改革超前了，就是在自娱自乐。他认为，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改革不可分割，不管是哪一项改革滞后，都将使得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落空。在实体经济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放松金融并不会使得资金资源得到非常有效地配置。
为何世界经济还在衰退与复苏的摇摆困境中？
在经历2007年前的世界经济繁荣后，2008年大泡沫突然破了，来势凶猛，“百年一遇”，当时世界一片恐慌。但当时，前有1929-1933年大萧条教训，大家认识到大萧条是由于过于信奉了古典经济学市场出清理论，针对当时的有效需求不足，政府未及时干预。后来凯恩斯主义也由此兴盛起来。
因为有了那次教训，当又一次“百年一遇”大危机来临时，美国立即怂恿各个大国齐力放松货币政策，总算在2009年前后未让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时那样的恐慌局面。大萧条时，美国国民收入下降幅度超30%，失业率上升8倍，高达25.2%。2008-2009年美国单个季度GDP也快速下降，但是各主要大国失业率还能维持在10%左右，没有出现大萧条时期那样的惨烈景象。
最难熬的日子是过去了，但是上次大萧条从1929年开始，历经五年，到1934年美国经济就恢复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次大危机自2007年迄今已10年过去了，世界经济还在衰退与复苏的摇摆困境中，确实时间够长的。而且，迄今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特别要看到的是，世界各地由危机而产生的反全球化浪潮，以及由经济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动荡似乎此起彼伏。
为什么？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教训告诉人们，当危机来临时，主动动用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是有必要的，但是从今天看，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作用是有限度的。要让经济真正从危机中复苏，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的形成，还是要靠基于市场基本出清基础上的结构调整，要靠技术创新。
在货币信用问题上，不能走极端。长期的、过度的货币扩张刺激，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如果说2008年危机爆发至今已长达10年的时间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就是要当心出现“教训之教训”，既要吸取过去过于紧缩的教训，又要吸取基于过去紧缩教训基础上的过于宽松政策的教训。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出路不在于政府人为调控的货币信用手段，而在于一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
实体经济改革不到位，金融改革超前只是自娱自乐
联系当前中国经济和金融关系，确实是金融稳，经济才能稳。这是因为经过前一周期经济“超级繁荣”阶段后，现在经济增速减缓，面对较大规模的货币存量，必然要市场出清，要结构调整，要去过剩产能，但是我国目前这些任务并没完成，自然存在系统性风险隐患。因此，防范金融风险是当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不稳，经济不可能稳。
反过来，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自身存在不少制度性、结构性问题，此时不管是采取宽松还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经济都不可能得到稳定增长。因此可以说，人类经济从实物
经济发展到复杂的信用经济后，两者是相互作用的。
因此，在当前，如果实体经济改革不力，市场不出清，僵尸企业不出局，过剩的产能、资产泡沫不解决，仅靠放松金融，并不会使资金这个资源在全社会得到非常有效的配置。实体经济改革不到位，金融改革超前了，只能是在自娱自乐。
“脱实入虚”是现在大家经常议论的一个经济现象。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需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近几年会发生这种情况？在2003-2008年此现象为什么没有那么突出？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2009年前甚至在2011年前，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时，一是投资很旺盛，有多少资金都能通过传统的金融商品直接进入到实体经济，金融创新似乎也没之后那么紧迫。二是相对于当时的实体经济发展，资金总嫌不够。
但2012年后，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增速放缓，投资增速也在放缓了。这时候，第一，市场上投资预期减弱，有些理性投资者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实体经济接纳不了那么多资金；第二，房市在当时仍是偏重于资产属性，有诱人的投资投机需求；第三，政府为了防经济下行过快，货币政策又一直是中性偏松。
在这样的环境下，再加上金融监管协调不力，缺乏统一的宏观审慎理念，各种金融机构都在积极鼓励大胆创新，打破分业经营和利率的限制，自然，一些资金就会绕道逃避监管，创新出各种各样交易结构复杂的金融产品，放大杠杆、自娱自乐、层层赚钱。金融交易结构越复杂，赚钱的层次越多。
要逐步释放风险，不去主动引爆系统性风险
到底如何理解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呢？应该看到，这两者的矛盾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中国改革开放快40年了。在过去的40年中，每当
宏观经济运行遇到较大矛盾与问题时，这个问题往往被大家提起，引起争议。说明这一关系在改革实践中确实不容易把握好。
抽象来说，实体经济是本，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经济改革加快了，金融跟不上，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金融改革与创新过快了，同样会引起经济的不稳定。
就金融作为一个子系统看，要很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必须了解到，这个子系统不仅仅是金融创新越快越好，也并不是加杠杆、加快货币流通速度的金融产品就越好。
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应是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我在和陈道富合著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曾提出，应该是一个包括四要素在内协调平衡的金融体系，四要素包括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金融行动、涉外金融（汇率和涉外资本流动）。只有四要素协调平衡发展了，经济才能稳定发展。
然而，四要素的协调平衡又是动态的，可以有多种的组合。在一定的时期，一个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是适应还是不适应，是好还是坏，往往取决于这四要素的共同作用。这个观点在西方金融教科书中从没提过，但可以说被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实践中的一个又一个案例、一段又一段历史所证明。
说具体点，今天国家讲金融稳、经济稳，是告诫我们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首先强调防范金融风险，因为当前经济领域中突出的问题，是金融风险问题。“一行三会”各个监管部门监管力度加强，意味着前几年的监管特别是协调监管不够得力，滞后了，出现了不少“无序金融创新”。
基于前几年部分的无序金融创新和已积累的不少风险，当前加强监管是必需的，是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即使在短期内对实体经济发展会有所影响，也是必需的，长痛不如短痛，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是有利的。
当然，释放风险要讲究策略，防止在进一步加强监管中引爆更大的风险。
金融具有“天生”的不稳性。且由于受利润所驱，微观金融一直具有内在的、主动的、持续不断的创新动力，而监管行动往往又是被动的、被引致的。因此，在实践中要处理好金融创新与监管这对矛盾，确实要讲究艺术，要向我们历史上自身积累的而不是西方教科书所指向的经验学习。
在当今中国，既要强调监管者关注市场发展，主动向市场学习，逐渐放松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的金融限制，不当市场的尾巴。又要强调市场要依法创新，要监管立规在先，金融活动在后。要采取逐步释放风险策略，不去主动引爆系统性风险，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是相当难的实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