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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全球竞争像“三明治”，中国夹在中间，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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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介绍：周其仁，男，生于1950年8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1989年至1995年在英美访问求学。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获得博士资格。1996年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2001年起，每年春季在浙大任教，秋季在北大任教。大学毕业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 其间专业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变化、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主要的成果包括著作两本，重要论文若干篇，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等奖励。
全球竞争像“三明治”，中国夹在中间，怎么办？
新经济这个“新”，它不会从天而来，它是创出来的。中文中的“创新”，有行动的意思。中国的“创新”已经深入人心，但还需要我们实业界、产业界、投资界，真正把创新当一回事！
中国的内外部遇到了一些新的约束条件
创新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创新使中国经济走到今天。我讲过很多次，中国的经济并不是在封闭当中完成了高速增长，而是在开放当中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什么叫开放？首先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因为发达国家战后发展得比较好，资本积累、技术积累、知识积累雄厚。这一开放，资本、金融就会来。它来也不是因为想做好人好事，因为它有经济规律。一个经济如果拥有的资本越多，资本的回报率相对就会低。资本如果到了资本稀缺的地方，它的回报率就非常高。但如果不开放，资本来不了。
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愿意学习的人民。结合了资本、技术，同时有一个全球的市场，中国经济就开始高速增长。出口导向的增长，这是过去的发展模式中没有的因素。30年平均10%高速增长，改变了世界。
全球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可以说世界是一个很富的经济，富经济就是资本多、人口少。穷经济就是人口多，资本很少。资本少，生产力就低。资本多，生产力就高。中间如果有一道墙，如冷战时期，那富就过富的日子，穷就过穷的日子。把这个墙拆掉，打通之后会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资本打通了，谁得利更多？谁可能会吃亏？现在看富国，富国当然得利。因为它原来的资本有更多全球的劳动者来用它，相对稀缺程度提高了，所以华尔街发大财是有道理的。硅谷的技术也发大财。原来也就一、二亿人口用它的高技术，中国、印度一开放，人民生活改善也要用它的技术，市场大大扩大。
美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在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相对不高，尤其和华尔街、硅谷比，他们会有挫折感，这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大概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基尼系数是收缩的，社会呈一个“橄榄型”，中产阶级的数量越来越大。全球化以来，美国的两极分化加大了，国内矛盾尖锐化。
我们再来看看贫穷的国家，他们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增加了劳动者打工的机会。在所有中国落后地区的人口当中，谁靠资本近一点，谁靠技术近一点，谁靠国际市场近一点，这些人口富得就更快一些。
从全球化整体来看，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提高。但是提高到一定速度，持续到30年，尤其中国这样的大国，产生的新矛盾让这个模式难以持续。
来看国内，我们杀进全球市场主要靠成本优势，因为原来是低成本，劳动力便宜、土地便宜、要素也便宜，便宜就是竞争力。问题是经济规律是成本曲线，先降后升。仅有温州模式的时候，全国农村劳动力充足。但是苏南模式、广东模式出现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市场发展在蔓延，大家都在办厂招人，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就没了。大概从2000年开始，成本曲线开始往上升。更迅速上升的是税收、土地出让金、政府开支。
中国的内部、外部都遇到了一些新的约束条件。
全球竞争的顶端还是在发达国家手里
今天的局面，笼统讲就是“三明治”结构，全球竞争的顶端还是在发达国家手里，到今天我们还难和它们平起平坐。它有知识的积累，技术的积累，有独到性的优势，它设计的东西全球需要。斯隆商学院的校训是：经济竞争是两件事情，要么与众不同，要么成本领先。这两种办法可以使其活下来。
中国夹在中间，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独到性优势还不显著。出路在什么地方？节约成本，经济上去，大家收入提高；倒过来就是成本上升。现在经济增长不就是谋大家的收入提高吗？但是，收入高了反过来就是成本高了。资金再投入到经济过程当中，成本就高了。
不能永远用同样的方式生产同样的东西。创新变革不是锦上添花，高兴就做一点，不高兴就不做。对中国高速增长，30年来的经济，如果没有创新驱动把成本的特性改变，那会重新陷入一种困境。
看看发达国家今天的困难，美国很多老工业基地，当年很辉煌，美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钢板是这里提供的，而今天锈得乱七八糟。它的解决办法就是让“锈带”变成脑袋，通过脑力开发新产品、新想法，重新利用资源。美国也在转型，如果没有创新，美国所有的成就最后都会变成发展的障碍。
创新意味这什么？没有创新，经济很可能变得很平庸，全世界多数时候经济都很平庸。所谓平庸，也许会有点增长，人口也增加了，但人均没有显著地增加。这叫周而复始的经济，最早是熊彼特1936年提出来的。突破这个平庸，让经济不平庸，那就要创新，或者改变产品，引进新产品。或者把已有产品的品质、功能改变，或者引入新的生产方式，或者开辟新的市场。然后开发新的材料，形成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经济组织方式。如果没有引进这些东西，经济一定会平庸化。
人都有想法，但是有些想法会对经济的增长有革命性的影响。2016年10月，德国伟大学者莱布尼茨去世300年，汉诺威大学开展很多活动纪念这位学者。莱布尼茨当年说重复计算这种工作不应该是人干的工作，应让机器干。一下子让我重新理解工业革命的所有意义。机器替代人不是自然发生的，不是说劳动力贵了，机器自然就会出来替代人。人是万物之灵，人要解放头脑，不断有新想法，创造新的生产力，这是经济增长的本源。
对人本身的认知非常重要，这有一个历史过程。新的发现会带来新的发明，新的发明会带来新的产品，会带来新的利用资源的方式，就可以带来经济进步。
创新要有高浓度、高频度、高密度的互动
想法真正变成创新的行动，改造世界，难度还不小。因为很多想法会自生自灭，禁不起打磨，要变成产品得不到资源。
在什么条件下，想法可以转成创新的行动？有一个比喻，需要一锅浓汤。大家看看创新在全球的分布就在几个地方：美国的硅谷、波士顿，亚洲的中国。想法变成产品，变成产业，这条路非常长。
我们去硅谷，去MIT看，发现创新的形态改变了。大学、国家研究中心、实验室、国防部订单，还有无数的公司、银行资本、创投基金、法律服务，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具备这些要素。但是差别在于浓度和密度，不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高度聚集，它很难成气侯。很多想法最后就变成笑话了。
从想法变成产业，有两条路可以走
认真研究创新，怎么从想法、应用新原理，克服技术困难，变成产品、变成产业，扭转我们在全球竞争中由于高速增长带来的新挑战？
我们研究发现有两条路：第一，从产品出发。然后去找关键技术，技术遇到难点后再看有没有新的原理可以解决。第二，从原理出发，从新的发现出发，倒过来看有没有技术可以帮它落地，最后做成产品进入市场。
经济活动中大多数是从底下往上爬的，有需求，有痛点，大家都想解决却解决不了。这里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往上爬，锦上添花。好中加好，优中加优。那些奢侈品磨炼出来的工艺精细，一旦条件成熟可以变成大众可以享受的东西。
第二种是生产大众可及的产品与服务，比如吉利剃刀、福特模式和中国制造。
中国要从杀价变成比拼品质，有很大的增长机会。
创新真正落地，要有全面的社会知识
创新不光是技术能解决的，真正落地要有全面的社会知识，要懂法律、人心、偏好、舆论、政治。即使一个天才技术人员提出想法，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社会和经济上最后可行。
创新是上三拳、下三拳、左三路、右三路，都要打通绝不容易。今年新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排名第22位，中国香港排名第16位。今年有一个新的排位办法，创新不是以国家，而是以集群为单位。在全球前100个创新集群中，最密集的集群是东京和横滨地区，其次是中国的深圳和香港地区，第三位是美国的圣荷西—旧金山地区(硅谷地区)集群。
创新很重要，经济的发展最后是创新主导的。不能因为经济学家说它重要，政府说它重要，创新就会自动发生。创新要不能发生，经济就会被卡住。
从行为角度看，创新来源于想法，但它不是一个点子就行，最后它要成于行动。它要真正改变人们的生活，用新的资源组织方式来满足经济的要求。它从一个个想法、点子、猜测，中间包括发现原理、寻找应用、发明技术、反复试错、制成产品、形成产业，然后为社会所接受和普及。
承担创新的组织既不是整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大组织，而是一个集群。就是那些有想法、愿意承担创新的人高密度聚到一起。现在先进公司内部的组织方式都有很大的变化，弥漫着支持、肯定、鼓舞创新的氛围。
中国13亿人想法肯定不少，问题是怎么聚集？怎么凝聚？怎么增加厚度？我们也有大学、研究所、国防巨大的需求，更有5万亿美元巨大的消费市场支持。这些条件都不缺，这么多创新公司，一代代新大学生、研究生投入到经济中，以此来推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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