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儒家文化里寻找人生的幸福——著名人文学者赵玲玲访谈

到儒家文化里寻找人生的幸福 
——著名人文学者赵玲玲访谈 
陶继新 
打开赵玲玲教授的《一生至少一次的哲学浴》(北京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之后，就为其高屋建瓴的理论语系与透视心灵的舒卷自如而感叹。这位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长孙孔德成和国学大师南怀谨、吴康的及门弟子，便成了我心向往之的采访对象。 
2008年12月20日至22日，在莱西举办的首届儒家文化普及教育研讨会上，我竟然幸运地与她同台演讲。其实，她的学识是我远远不能企及的，她应当是我的教师。但在几天朝夕相处的时间里，我们却成了心灵相通的朋友。她的谦虚与自然、真诚与友善，让我感到她更是一个可以信赖与亲近的凡人。于是，寻觅难得的采访就在这种再普通不过的交谈中拉开了序幕。 
东西方哲学的人生探索 
赵玲玲认为，人生的问题，自古至今很多人都在探索，只不过探索的方向和角度不同而已，因此形成了所谓的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两大体系。西方哲学总是从“我要知道人到底是什么，我要知道生命到底是什么”方面探索；而东方哲学要探索的是“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怎么样才能活得更好”，而不是仅仅“活着”而已。在活的过程中，“我要怎么样能够面对我所遭遇到的来自于自然的、社会的，乃至于来自于自己身心的许许多多的挑战，怎么才能对付它”。这就成了东西方哲学两者主要出发点的不一样。中国哲学基本上是探讨“我如何能够活得更好”，“我怎么样能够在由许多可能给我带来死亡灾难的状态里，获得‘求生之道’”。所以中国的思想是重视求生，西方的思想重视求知。中国人说“我要活下去，我希望有生生不已的生命，我希望有不朽的生命”。那么，“如何让我在有限的小生命空间内能够做大事情，如何让我这有限的时间的小生命能够迎来长久的生命”，是一个中国人要追求的求生之道。 
“知”重要吗？当然重要。可是，如果你所知的不能实践的话，那么这个“知”等于是白知。不能只在论说层面去探解其可能性，而必须能够实现，达到生生有效才有意义。所以，应该在实际的效果上面去求证，而这些效果本身又必须通过“知”去获得，这就是现代的人生观。现代的人生观综合东西方三千年的历史所包含的，既要知之又要能够达到效果，真正能够求到这个“生”。为此之故，有人问：21世纪的世界文明到底应该有哪些文化可以在这个普世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基督教认为必然是自己，伊斯兰教也认为必然是自己。它们在西方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和冲突。 
在这样一个现代人生需求的前提之下，中国文化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就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文化不被世界接受，反而被排斥的话，我们期望的国际化、世界化就只能是被殖民化。所以中华文化不能仅仅简化为国学课，人们不仅仅要去学习，还要知道它本身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在我们走向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之后，我们能不能扮演一个主导的角色？我们有没有被淘汰的危机？这是关心中华文化的人都必须面对与关注的重要问题。 
赵玲玲认为，当今是一个价值取向失衡的时代，是次级价值凌驾于上级价值之上的乱序时代，而儒家文化却要强调上级价值——道德的构建。人们在关注民主、法治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它。事实上，民主的基础在法治，法治的基础在道德，而道德的基础则在实践。针对一个没有道德的人，要其守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他会以他的权势、地位去玩弄法，更会以他的知识及聪明去钻法律的漏洞。所以特别是当一个无耻、没有道德心的人根本无视法的存在的时候，他会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其实，法只能作为一时的工具，而不能作为做人、处事、立世的根本。假如没有道德的立本，就没有“法的实践”。古人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没有“法的实践”，就没有民主的落实。西方的民主和法治是建立在他们的宗教之上的，他们的宗教是引导他们向善，他们的宗教本身告诉他们：人必须做善事。而我们儒家却是从文化方面告诉我们：人只要能在自己的立身行道上下工夫，就能够真正“做成”一个有道德的人，进而求得“终身的幸福”。 
追求幸福的路上危机四伏 
人人都想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可是，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因为在现实生活之中，危及幸福的情况几乎是此起彼伏的，而如果不在心灵的层面构建一个坚实的基础的话，所有表层的幸福都会稍纵即逝。 
一、生计 
赵玲玲认为，影响人的幸福的有四种状态：安危、吉凶、存亡、成败。一般来讲，人在处于安全的时候才能快乐。可是，现实之中往往存在危机。哪里有危机呢？第一个是在生计之中。 
  人生活于这个世界，需要一定的谋生技巧，也就是要有一技之长。可这个时代发展得太快，十来年之后，原先所谓的一技之长往往被淘汰。于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面临失业的危机。就像现在，金融风暴突然来了，你虽然还有一技之长，可是公司要裁员了，你马上就有危机感了。所以，在生计当中，常常会有危机。 
二、生存 
没有人能够保证你所学的知识内容永远有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赵玲玲在北京大学董事班讲课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你所学的是生财之道，可是你忘记了你将有一天会不做董事长，那时候你还要做人。你今天不学，等将来你没有董事长位置的时候，才会猛然发现，自己的生命突然间没有意义了。任何人终究有一天会从职场上退下来，终究有一天会由有用变成无用。如果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不快乐，你就会感到不幸福，甚至感到自己突然间成了一堆废物。如果每个人的生命最终都要让自己将变成‘垃圾’，那就是从自己在自认为特别威风的时候已经为自己埋下了巨大的危机。” 
前不久，赵玲玲在复旦大学给一些大企业家讲课的时候，发现他们不少人心神不宁，原因就是金融风暴已经触及他们的生存问题。可是，如果你只是从“术”的层面解决企业存亡之道的话，再大的企业终究也会灭亡。看一下世界企业排行榜上位居前200名的企业，过十年之后还有几家？当原有的辉煌不再的时候，请问这些企业家，你们还有什么？所以，当名利离我们而去甚至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而这些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三、生活 
影响人们是不是幸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活。现在很多人执著地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可是，当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就会发现，精神感到特别空虚，幸福也仿佛离我们而去。 
人们在吃饱穿暖之后，由于不知道如何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真正幸福，于是随波逐流，以物质享乐为生活的重心，甚至认为这是十分光荣的事情。可是，回过头来想想，干吗要天天喝醉了酒去伤害自己的身体呢？满足一时的口腹之欲后，真有了幸福感吗？显然不是。 
所以，赵玲玲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人的精神的依托在哪里？精神本身要有一个重心，如果精神生活没有重心，人活着就会很茫然。即使你有再多的钱，也会感到很茫然。就一般人而言，小时候的精神重心是学习，就业之后的重心是工作，而事业有成之后的重心又是什么？突然发现，生活的重心没有了，幸福也没有了。这时候，才开始思考：自己精神生活最高的理想目标在哪里呢？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想到呢？岂不为时晚矣！ 
四、生命 
赵玲玲认为，生计、生存和生活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生命的问题。人们在工作之中通过不断奋斗，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可是，这些东西顺利到手之后，终究还会面对生命的问题。很多成功的人士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自杀？有的人为什么得了精神病？看来，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显然应该超过生计、生存和生活。 
人的生命会受到很多的挑战，也会面对诸多诱惑。如有的人说：“我是在做生意啊！没有办法，老板要这么做，我只好就这么做。”但是，在做这事情之后思想一下：是不是有不道德的因素含在其中？是不是有丧失良心的行为？于是，心有不安。心有不安，就不会幸福。而唯有心无挂碍、心无愧疚才能获得心灵的快乐。 
由此可知，人的最后威胁者，不是来自于自然，不是来自于社会，不是来自于他人，而是来自于“自己良心的在与不在”，人的最大恐惧来自于“自我良心的缺失”。 
围绕以上的问题，赵玲玲谈了一个很经典的故事——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军人在亚洲打仗。在战场上，他杀了很多人，而且每逢射杀一个人之后，他总要连戳数刀，直到确认戳死为止。这种杀人行为最终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大战结束之后，他因为战功彪炳而获得了很多奖励。可是，他却常常彻夜不眠，总是感到被他所杀的人在向他讨债。他在良心上越来越不安。于是，他去看医生。精神病科的医生说：“你得了更年期病，你是属于躁郁症。”他说：“请你不要用医疗的病理解释来脱去我的罪恶！”现在有很多的病，医生往往把它解释为生理的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将好赌成瘾的人说他是罹患“嗜癖症”，以帮之除罪化；有的男的喜欢偷女生的内衣裤，也解释成有“嗜癖症”；甚至对有些人的杀人行为，解释为是因为他基因里头有一个XXY的染色体所致，具有这种染色体的人就有天生的杀人的冲动和倾向，以此病理来解释他的杀人行为。其实，这种解释并不能免除其良心的不安。所以，我们需要从医学的精神病科转换到去找人类学家，问他：人类的病痛的“解脱力量”，也就是“人类幸福的核心力量”究竟是什么？那就是“道德的重量”。“道德”是世人解除罪恶、获得幸福的关键。 
赵玲玲说，道德在人的一生中，起着一个让你安与不安的作用。你能安心，你就快乐，你就幸福；如果你不安，你就不能快乐，也就没有幸福感。心里老想着“我对不起人家”，那是绝对不可能安的，也不会幸福的。那个美国的士兵后来找到人类学家，说：“到底什么是人最后安命的根本？”人类学家告诉人们：“这个安命的根本就在道德上。要让自己的良心安，你才能悦乐。” 
孔子的弟子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回答说：“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感到不可思议，反问孔子：难道不忧不惧就是君子吗？孔子告诉他：“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个“不疚”太重要了，就是在道德的层面，从来没有做过令自己愧疚的事情。也正是如此，孔子从来不忧愁，也从来不惧怕。所以，孔子从来没有不安的时候，一生“坦荡荡”。尽管他在大部分生命历程中穷困潦倒，可是，他却拥有任何人都没有的幸福。所以，才有了他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的乐观文化呈示。 
五、生死 
人终究要走向死亡，所以，生死就成了谁也打破不了的一个人生链条。所以，生死就成了人幸福与否的一个关键问题。 
  赵玲玲说，人最难过的一关就是死，人最怕的也就是死。死为什么那么可怕？因为不知道死了之后会走到哪里去。为什么那么可怕？是因为当面对死亡的时候，回想既往，突然发现还有很多令自己牵挂的事情没有去做，于是就死得不安心。所以，人要想死得安心，就必须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心灵愧疚。这样，才能死得安心，无所恐惧。如果生的时候对人欠下很多道德之债，就会在死的时候顾虑重重，以致恐惧不安。 
吉凶在外，祸福自找 
赵玲玲说，安危、吉凶和存亡、成败影响着人的生计、生存、生活、生命和生死。安危之效、吉凶之符出于身；而存亡之道、成败之事起于行。但我们必须看到，安危是必然轮回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以，安之后来的必然是危，危之后来的必然是安。其实，《周易》里面早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这种循环之道，所以人要居安思危。从自己的修身做起，你就能够居安思危。有的人遇到危险的时候却能够逢凶化吉、安然走过，靠的就是平日的修身。 
吉凶在外，而祸福却是自找的。吉凶在外，是不能避免的；然而，你把凶当成福接受的话，那么它就是福。 
赵玲玲说，她的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有一天亏钱了，非常难过。可隔半年以后，他却发现，没有钱之后，自己的儿子由于没有钱花了反而变好了：不再去泡PUB，不再跟同学去买最新时髦的东西，回家来就乖乖地念书了。他说，这可是因祸得福啊！所以，碰到凶事，其结果是祸是福，全是在于自己，即祸福在于自修。人生不可能一切尽如人意，关键在于修身；有了修身，才能真正幸福。 
一个企业家赚到钱，却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他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有的人为了赢得名，却失去了在人们心中的道德形象，这值得吗？得失乃一时也，荣辱则千载也。所以，得失只是一时的事，一切都会过去，而自己的行径却是永存的。 
思之于身，达之于心，而断之于事 
怎么才能一直幸福呢？就是要行达道。人们在面临所谓安危吉凶等外在威胁的时候，关键的在于“身跟行”。一言以蔽之，即“立身行道”。所以现代人生的五大问题，关键在于立身行道，这恰恰是儒家的伦理。这正是我们中国文化能够提供给西方文明最重要也是最有用的东西。西方人不知道怎么做，西方人只知道“知”，只有等到来世中去寻找他们所谓的“天堂”。一个人做错了事，礼拜天到教堂里去忏悔。他认为，忏悔完了便被上帝接受了。于是，再犯错误，再去忏悔。他们不知道积极地面对，不知道立身行道。这与儒家伦理道德显然是不一样的。 
那么，到哪里去寻找立身行道之本呢？赵玲玲认为，其实就在“五经六艺”里面。要“思之于身，达之于心，而断之于事”，从切身的事情上面，从自身所遭遇到的一些事情上面，实实在在地、具体地做出来，而不是抽象地以理论去推断。人们常说：“陈意甚高，奈何不能实践？”这正是知识分子常犯的错误，知识分子常常是知道却做不到。王阳明为什么强调“知行合一”？就是因为“知道”的人太多，而能“实践行道”的人很少。都知道对父母应当孝顺，但是，人们往往做不到孝顺。当你不耐烦或者遭遇困难的时候，父母亲进来问你一句话，或者父母亲有一些事情叫你去做，你就会把你的气发到他们身上：“你们能不能不要这么烦啊？”“我现在没空，你知不知道？”“是吧，我找个人帮你做吧！”这些都是人们常有的态度。尽管事后也会后悔，可是，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情况，还会有过去的态度。所以要“思之于身，达之于心，断之于事”。 
赵玲玲认为，读“五经六艺”，不能仅仅背诵，尽管背诵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个基础连“知”也谈不上。同时，还要“行”，就是要把自己背诵的东西化为自觉的行动。她曾经写过一首歌，其中有这样的歌词：“到不了的地方叫远方，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做不到的事情叫希望。”所以，希望固然好，做不到就变成了梦想。 
赵玲玲谈了一个古代的故事——有一天，傅大士去看梁武帝。他头上戴着道冠，身上穿着袈裟，脚上穿着儒生的鞋子。梁武帝感到很奇怪，于是就问他：“你是和尚？”他说：“我不是。”“你是道士？”“不是。”“那你是儒生？”他说：“我也不是。”“那你是到底是什么？”他说：“我告诉你吧！一个人必须有道家的境界，要有佛家的胸怀，更要有儒家的实践精神。”其实，孔子的一生，既有叩问生命的意义所在，又在不断地实践着他的人生理想。 
要学礼懂礼且依礼而行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能无求，求而不得则不能不争，争而不得的时候就不能不用些手段，于是，无德之事便出来了。如何有仁德之心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在孔子的弟子中，颜回与曾子可谓典范。颜回可以做到“不迁怒，不贰过”，即不将自己的怒气无故地迁移到不相干的人身上，不重犯相同的错误。 
赵玲玲认为，一个人的修身如何，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学礼懂礼且依礼而行。孔子就曾经教导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学礼懂礼且循礼而行，才能立身。礼不只停留在鞠躬行礼等形式方面，更在待人接物层面。 
她谈了公明宣师从曾子所学到的三件特别有价值的事情。 
第一件是曾子在家里面从来不大声呵斥他的牛马。为什么呢？因为他考虑到他骂牛骂马的时候可能别人就会多心，这是中国人的文化特征。中国人习惯于指桑骂槐，即使不是指桑骂槐，听者也多有怀疑。比如你很不耐烦地说一盆花：“养你干嘛呢？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扔了你算了！”有的人名义上骂花，实际上就是骂他所讨厌的那个人，那个人就可能是他家里的老人家，抑或和他一起住的亲戚等。所以，凡是会引起怀疑、多心的话，你就千万不要说。 
第二个是曾子在接待宾客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是非常谨慎有礼，没有半点怠慢的地方，真正做到了“敬”。所谓“敬”，就是不马虎，不随便，不苟且，不敷衍。一般人对“于己有益”的朋友或客人，可能会卑躬屈膝地善待人家；而如果是向你来借钱的，便懒得理他，茶也不上，在那个地方跷着二郎腿。“随便”是不敬的行为，更是“礼之大忌”，所以，千万不要轻浮，不要轻挑。言轻必遭辜，行轻必遭辱。讲话不能太过随便，更不能乱讲。有的人好讲黄色笑话，这叫言轻。也许有人在讲的时候，特别得意；可是，听者却从所谓的“快乐”中，感到他不是正派的人，因为正派的人不讲这些话。所以，孔子说：“君子不重，则不威。”这里的“重”不是体重的“重”，而是“敬”的意思。所以，言要重，行要重，重则是端庄也。不马虎，不随便，不苟且，不乱讲，不要信口开河，因为说过后就招来别人的评价。如果你真的敬重你所请来的宾客，应该是非常的真诚，而不是轻浮和轻狂。 
对人有礼，也包括对自己的儿子等晚辈有礼。难道要对自己的儿子行礼吗？这里所说的礼，不是行礼，而是在面对儿子所有的事情时不能敷衍。儿子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认真听了吗？对儿子承诺过的事情，你做到了吗？如果对儿子马马虎虎，随便应付，就是无礼。有的时候，儿子不听大人的话，往往是由于你对他无礼。当然，对待周边的人和事，就更不能随便、马虎。 
第三是曾子在处理公事的时候要求很严。他在处理朝廷公事的时候，严格要求属下，但却从来不伤及属下的尊严。 
孔子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跟着君子办事比较容易，因为君子通常是看人家的长处。只要有一个长处，他就欣赏人家。但是，你帮他做事的时候，如果不依正道而行之，通过旁门左道完成一项任务，君子是不会高兴的。相反，小人却很难伺候，因为他挑剔你这个、挑剔你那个；但却很容易取悦他，因为他想要的，只要你能帮他达成，即使是不择手段地去获取，他也会很高兴。 
公明宣跟曾子学到的这三件大事，都可归结为一件事情上，这件事情就在《论语》里——曾子病重的时候，孟敬子来看望他。于是，曾子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且告诉他说：“君子所贵乎道三”，即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看来，立身之道就在言行之中，就在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之中。动容貌者，讲的是对人家的态度，“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者，讲的是表现出来的表情，“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者，是说话时所表现出来的神态，“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为了说明以上问题的重要，赵玲玲特别讲了一个有关林肯的故事。他当选总统之后，他的一个同学介绍给他一个人，说他非常能干，希望能够来当某个部的部长。于是，林肯接见了他。可是，没想到的是，随后林肯告诉他的同学说，他长得太难看了，不能用。他的同学很生气，你林肯竟然以貌取人。于是，他就质问林肯：“我以为你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结果没想到你怎么这么样的平庸，竟然以容貌来取人。”林肯对他说：“同学，你错了！一个人40岁以前的容貌是天生的，而其后的容貌则是德性修养而形成的。”人要为自己40岁以后的容貌负责，因为“相随心转”，心好的人，容貌一定好。我们常说某个人慈眉善目，其实是其修养得来的。所以曾国藩说，看人的时候眸子不正，转来转去，这个人肯定不好。林肯总统非常懂得中国人的相随心转的道理，他说“这个人的相貌不好，我不用他”，这是不伤人而言；如果说他的心不好，那就带有了侮辱的味道。 
所以《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上说：“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是知，为人立身行道重在学，而所学，则重在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孔子曰：“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 
从易经里学习“柔软心” 
日本有个高僧叫道元，他在宋朝时到中国来取经。取经后回到日本，别人问他：“你到大宋学到了什么？”他说：“我学到了‘柔软心’。”什么是“柔软心”呢？他说：一个学禅的人，如果没有“柔软心”的话，是不配被称为禅者的；唯有具“柔软心”的静坐人，才有资格被称为禅者。 
这个“柔软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呢？赵玲玲形容道：第一个是，看起来很柔和，可本质却特别“正直”；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朴素”，可是有的时候却又能“随机应变”；在必要的时候，他能够“豪毅、果断”。一个人要刚柔兼备，又能随机应变。 
赵玲玲认为，达到这样一种境界非常难。可是，如果学易，则可以抵达这个目标。那么，学易到底学什么呢？ 
第一就是学变易。易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更换。易经告诉我们，人是可以变的。人生而有一种兽性的状态，在学易中，就要改变这种兽性，而变成有德性的人。 
易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人能够更改。改什么呢？改自己的错误，知悔知吝，能够改过，才能厉孚无咎。易经之道就是文王教人改过之道。孔子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再让我多活几年，五十岁而学习与研究易经，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无过的意思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而能改。首先要知错，才能改过。所以孔子特别重视中庸，无过而不无及，恰到好处。不懂易经就很难懂中庸。如果只读中庸而不懂易经的话，是读不到中庸的精髓所在的。要知道，中庸与易经是相表里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是相互关联的。 
易的第三个意思讲的是更易。易经告诉我们：要知微，要知渐，要知积。“变乃化之渐也，化乃渐之成也。”一个人的良好气质，也是一天天变化而积成的。易经中所讲的“悔”，是指小的瑕疵；“吝”也是指小的瑕疵。“悔”是在得意时候的小瑕疵，“吝”是在失意时候的小瑕疵。只有知道这个“微”，行这个“渐”，最后才会有“积”。易经还告诉我们：“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矣，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顺”的意思就是要认真、谨慎，所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你当下所积的，就是你将来人生的全部。如果你每天累积的是德，你的人生就有德；如果每天累积的是满脑子的欲望，终有一天，就会欲火焚身。所以，人要不断地为自己的一生积累“福粮”。这样，未来才有“福粮”可用；如果现在不积累“福粮”，到老了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福，甚至有祸。赵玲玲说，整个易经告诉我们的就是“祸福自招，咎由自取”。所以，只有自己好好地行善，才能当下幸福、一生幸福，才能是一个心灵充实而又快乐的人，永远过着天堂一般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说：希望西方有一个新的宗教，这个新的宗教是与西方传统的宗教不一样的；希望人不必要等到死了以后才能获得幸福，而是在活着的时候就能享有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命、幸福的人生。这就是现世的天堂。怎样才能抵达这个现世的天堂呢？赵玲玲认为，就是学习中华文化，就是学习儒家文化。儒家的伦理就能让现代的人获得现世的幸福人生，在活着的时候就能够享有天堂一般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平常做人处世所要追求的人生观：“要活着，不仅仅是活着而已，还要非常幸福地活着。”所以要掌握此一瑰宝，必须学《礼》及《易》。此二经为儒家之至宝。 
总之，儒家的以伦理为依归的公天下之“道德”指标，才能提供现代人所需要的人生“安定剂”，更能指导人的“五生”——生计、生活、生存、生命、生死，使人人皆能达到“择善而固执之”的境界，使人人能乐在其中而幸福圆满。 

赵玲玲，台湾辅仁大学哲学博士，教育部国家哲学博士，德国哲学家Dr.Albert czech亲炙十年；曾创立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并任系主任九年，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兼所长。现任台湾天人研究学院院长、立德管理学院哲学教授，北京大学道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班客座教授。 
（载《现代教育导报》，2009年1月5日。）